2019年11月11日 星期一
把基层的空间还给基层
作者杨雪冬              日期:2013-04-28               阅读:1257 次

 基层不只是整个体制的末端,也不只是社会中下层群体所处的位置,而是社会的所有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分享到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情感,直接接触的各类组织和制度

    孙立平先生提出的“社会溃败”警告,一再被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所确认,从脆弱群体(如儿童)、边缘群体(如农民工)中频发的血案,到富裕群体的外流;从个别官员道德感的缺失到网络上弥漫的对公共权威的不信任。在享受着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产品丰富的同时,每一个群体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却在弱化,相互之间的认同与共识在破碎化,陌路感乃至敌意却在悄悄地增强。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非正常化。

    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共同空间,就是所谓的“基层”。基层不只是整个体制的末端,也不只是社会中下层群体所处的位置,而是社会的所有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分享到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情感,直接接触的各类组织和制度。即便是那些身处高位享有特权,拥有巨大财富生活奢华的群体,也离不开基层,也需要日常生活。

    对于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来说,基层有三个基本功能:首先是提供交往的关系。人需要向上的流动,也需要水平的交往。日常生活的主要交往都是在水平层次发生的,是有空间限度的。地缘、血缘、业缘往往是日常生活交往的主要纽带。这些纽带也主要是停留在基层的层面。其次是维持情感交流。随着人的流动性的增强,人际关系日益陌生化,情感交流需要寻找新的渠道和载体。社区、工厂、单位等作为基层的构成单元,就承担着提供渠道和载体的功能。在一个生活节奏快,陌生感强的社会中,情感交流变得日益重要,成为了缓和生活压力,凝聚社会团结的重要力量。最后是提供易获得的公共品。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国防外交这类特殊的公共品外,大部分公共品的提供都是通过基层组织完成的。一方面,基层组织接受国家政权的授权,承担着公共品的最后传递,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也可以根据基层社会的需要来提供个性化的公共品。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基层组织都拥有最了解公众需求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资本的集聚性流动以及公共权力从公共服务领域的抽离,基层被大大忽视了。一方面,各种资源流出基层,向更大的组织和单位汇集,基层的资源出现了匮乏。城市对农村,大城市对中小城市资源的虹吸式汲取就是其中的典型。而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规模越小,资源就越少流入,形成了基层资源流动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资本和公共权力又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不断挤压基层社会的自主性,迫使基层的功能单一化,削弱了其自我组织和自我保护能力。比如“资本下乡”、“行政下乡”、“送法下乡”等不同形式的资本和公共权力的扩张,固然加强了基层和整个体制的联系,但是这种单向联系也迫使基层各类组织必须承担起这些扩张权力所交付的繁重任务,既束缚了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也造成了基层社会的运行方式过度商业化和行政化。基层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而是各类正式组织,尤其是资本和行政力量延伸、分割和占有的对象。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过去30多年来经济在高速发展,人员在快速流动,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但是承载着日常生活的基层,为每个个体提供共同活动空间的基层却在破碎、萎缩,失去活力。农村里公共设施失修,社会治安情况恶化,集体行动难以组织;城市里暴力拆迁事件不断,“北漂”、“蚁族”等新现象不断涌现;企业里工资拖欠、加班常态化,劳资矛盾日益突出;基层的各个组成单元的内部良性管理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低弱化或失衡,从而将问题扩散到更大范围,乃至发展成为社会问题,公共事件。

    因此,在基层生活中,我们看到,一方面组织匮乏,无法提供应有的保护功能;另一方面个别组织极端发展,造成基层关系的严重失衡。在缺乏合理组织化的基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必然会走向非正常化,个体常常需要采取极端行为,打破组织边界,挑战基层秩序才能谋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对矛盾的掩盖和经济主义的解决方式,又为个别人过度放大自我利益提供了条件,造成了基层内部在权利维护上的不平等。黑社会组织的渗透,个人的暴力性反社会行为,乃至各类公共事件中的非理性言论,都不过是日常生活非正常化的极端形式。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提出了重视基层,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任务,并且大力推动资源和人员向基层倾斜。胡锦涛同志在今年建党89周年前夕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义,提出基层党组织要服务人民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反映群众意愿,主动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这个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基层的各类组织。

    要真正地发挥基层的作用,并不是用各种自上而下的正式组织塞满基层的空间,替代基层社会的各类自组织,或者将其留给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而是要把基层的空间还给基层,弱化已经产生消极影响的“行政化”和“商业化”,强化基层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培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尊重、合作互助的习惯。这样,才能让每个个体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温暖的感觉,放松的渠道。(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人民论坛》 (2010-08-21 第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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