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曾经把1994-1995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称作“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这次由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的危机，是1989年两大体制对立格局结束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的最直接、最正面的挑战。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西方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尽管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总结的东西。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被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关系。一方面，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其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它大部分时间扮演着积极的推动者的角色，至少在196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推进也对国家的存在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国家主权的行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部制约，有的方面也开始向国际乃至全球层面转移。因此，有学者就说，全球化经常与“地域性民族国家的（意义）危机”密切相关。更有甚者发出了“民族国家终结”的预言，并成为“人权压倒主权”的理论支撑。 　　当然，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远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简单。本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金融危机，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大国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出来。正如资本扩张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主权国家及其之间的合作将是治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也更为复杂。 　　本次金融危机有以下四个突出特点： 　　首先，这是一次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心——美国发生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历次金融危机都与美国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等，但都没有在美国登陆。这些发生危机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在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因为自身某些方面的脆弱性，而无法承受住国际资本的冲击。因此，被冠上“裙带资本主义”的名称受到大力抨击。本次危机说明了，即便是金融体制最完善最发达的美国，也有着内在缺陷。这种缺陷来自其依靠出卖信用维持的“消费社会”模式。 　　其次，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美国也陷入了自己推动的金融创新导致的“管制陷阱”中。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金融创新，金融资本依靠各种新形式的金融衍生工具，加快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于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新型的金融工具可以绕过其传统的金融管制体制，从而使国内市场很容易受到攻击。墨西哥、东亚等国都曾经陷入“管制陷阱”中。但本次危机中，美国政府终于吃到了长期以来对金融工具放松管制的苦头。许多在金融创新中获得巨大收益的金融机构，比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都遭受到沉重打击。比如，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其他大型投资银行也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 　　第三，本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讨论，本次危机何时见底，对实体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但并没有达成共识。之所以如此，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二是，各国的实体经济都有本国特点，在应对的过程中，各国采取的措施也不同。 　　第四，在本次危机中，全球联动效应更为明显。联系的紧密和交往的扩大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在本次危机中，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在节奏上更快，各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呼应更为及时。比如，在2008年9—10月间，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欧元区15国、法国、荷兰、爱尔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国政府几乎是脚跟脚地实施了救市计划，为银行注资，提高流动性，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救市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危机中，主要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声音远远高于曾经在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中发号施令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声音。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大国在危机中首当其冲，受到的冲击最大。所以说，通过这场危机，国家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明显增强了。这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救市计划中，“国有化”成为了主要措施。这对于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对其价值观和政策操作方式的挑战。以至于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毫无疑问，对银行的注资，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都说明了国家的信用是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最后保障。因此，一旦市场信用体系无法运行，国家就要站到前台，提供“最后一根稻草”。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的判断。虽然国家的介入和干预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都是全球化进程最有效的维护者。 　　其次，大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加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在效果上，远远强于国际组织主导的协调合作。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对G20峰会给予充分肯定的重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这些大国对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巨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次危机实际上是这些大国的危机，而不是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危机。 　　第三，个别大国的作用更为突出。显然，美国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因此，有美国学者创造出“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这个概念，以说明这两个国家联系之紧密，对世界影响之巨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和中国之所以相互之间重要，对世界重要，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的地位，拥有不同的优势。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相互依存程度、优势互补程度压倒了前者。 　　第四，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存在着“保护主义”倾向。经济危机很容易引发保护主义的抬头。以邻为壑，为了本国利益，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随时都可能出现。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通常也是社会危机，会引发国内社会矛盾的加剧。国家就会利用保护主义来缓和矛盾，甚至转移矛盾。因此，有人针对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提出美国正在“去全球化”。美国著名的印裔政评家扎卡维亚，在其新作《后美国世界》中就批评说，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我们对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准自己位置，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中国正在从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追随者转变为全球化进程的推动者和重要影响者。这种角色的转化是非常现实的，并非只停留在国人的讨论或者国外人士的期望中。作为推动者和重要影响者，就要树立“全球化”的心态，承担相应的责任，追求相应的权利/权力。这要求国家必须在对外战略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整合好资源，选择好重点。 　　其次，中国与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脱离，不能用“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中国的战略与策略。比如，关于中国是否救市问题，是否继续持有美国国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伪问题，更多反映的是某种情绪。对于全球经济、美国经济，中国必须参与，因为利益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参与来改变现有的不平衡关系。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增强“走出去”战略的系统性和成效性。扩大内需，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放弃国外市场、国外资源，而是要如何使后者更好地为国内问题的解决服务。我们应该把经济走出去战略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互支持，相互推动，使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同步提升。我们也应该利用我们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资金优势来积极实施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四，中国要高度关注全球化与国内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全球化在推动资源、信息等流动的同时，也在扩散风险，导致国内问题的复杂化。或者国内问题的原因国际化，或者国内问题的影响国际化，或者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动。恐怖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要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高度重视其产生的后果，特别是一些新问题、新挑战。

（责任编辑：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