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风险社会的众多研究者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肯定是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据说国内对他的著作已经迻译了10本之多。之所以能被中国读者接受，除了其理论的系统性外，更重要的是其理论的针对性。他并没有像一些社会理论家那样，把一种理论建构成生硬术语组成的话语体系，而是通过对风险社会的分析表达了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未来的强烈关怀；他也不像某些后现代学者那样，把消解作为惟一的目的，而是在后现代情景中强调建设的使命。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最初带有明确的生态主义视角，这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理论产生的背景直接相关。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发生了泄漏事故，造成了地区性的灾难，涉及到相邻的几个国家。技术进步在增加人类选择的同时，也把选择带来的风险变成了现实。同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911”事件的发生使得风险、风险社会进入了大众的话语。

　　贝克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财富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人类面临着新出现的技术性风险，比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

　　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但是，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但是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因为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后果人们还无法认识清楚和把握。

　　贝克把风险社会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现代性的更高阶段，进入了反思现代性阶段。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的核心问题从工业社会时期的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转变为如何缓解伤害和分配风险。换句话说，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

　　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根本目的是要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改造“简单现代性”，或者说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新的未来图景，因此他对于风险社会的出现并不悲观，而是认为这些新的风险具有政治反思性，能对制度变革产生推动。这种反思性体现为：（1）风险不同于财富，它们不是物质存在，而是由社会定义和建构的。（2）风险的分配与增长对不同的人影响程度不同。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差别是与阶级和阶层的不平等相符合的，但是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的风险早晚都会影响到那些制造现代化或从中获益的人。风险打破了阶级和民族国家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就是世界风险社会或全球风险社会。（3）风险的扩散和商业化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相反使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既是赢家也是输家。不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风险差别与它们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和掌握的不同力量有关。（4）一个人可以拥有财富，但只能被风险影响。风险是由文明界定的，因此在阶级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社会意识决定存在。（5）在风险社会，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事情变成了政治性事情。规避和管理风险也包括了对权力和权威的重组。

　　贝克在后来的著作中，针对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有三个层面的危机，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跨国恐怖主义网络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全球风险有两个特征：一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它们的影响或冲击；二是要应对和解决它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全球性风险是在政治层面爆发的，它们不一定取决于事故和灾难发生的地点，而是取决于政治决策、官僚机构以及大众传媒等。

　　综观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他从生态危机入手，进而扩展到整个现代性制度的全面反思，已经从单纯的生态批判、技术批判转化对现代制度的批判。在他看来，现代性制度虽然在结构上非常完善，但陷入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之利器进行着“有组织的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

　　贝克认为，在现代性制度枯竭的背景下，必须发挥想象力“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要有有创造力和有自我创造力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抛弃了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和行动模式，从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组织形式和思想观念中汲取力量，建造出能够应对风险的制度结构。在这种政治中，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开放社会的参与；开放决策的参与；扩大公开的对话；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建设世界公民意识。

　　尽管从贝克的这些政治设想中我们读到的是对风险社会中人类前景的希望，但我们不禁要问，从被现代制度固定化的不平等走向因共同应对的风险达成的团结，将要克服的不仅是观念的障碍，还有更为顽固的物质力量和利益锁链。这也许是对人类建设更为安全美好的制度的想象力和勇气的真正考验。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