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化的社会里,要让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底层永不绝望,也许是“无助感”救赎的理想选择。 　　随着位于北京奥体中心附近的悟本堂被作为非法建筑强行拆除,5月以来广受媒体关注、国人关心的几大事件,有了逐渐平息、完美收官的迹象。 　　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包括赵作海案在内,无论在内容性质还是涉及的群体、影响的范围等方面,似乎都没有多少关联性。张悟本事件更容易被人们当作弥天笑话,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细细思量,无论是张悟本事件还是赵作海事件以及刚刚披露的河北版赵作海事件,都可以用“无助感”这个关键词串联起来,因为被裹挟到这些事件的受害者,都在无助感的驱动下,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另外一些事件中,部分青年人对未来命运的无助感也展露无遗,1980年代初期的“潘晓事件”有了新的版本。我们这个社会,聚集着庞大的充满理想、也最容易有挫折感的年轻人群体。他们生活在宽敞而看不到边界的空间里,每天从事的是高度一致、不能有丝毫差错的超时工作。尽管车间明亮干净,但生活的色彩是单调的；虽然空调下没有了汗臭,生活中也失去了温情。要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流水线上的一个分子,就要把自己按照流水线的要求模块化。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批评现代工厂制度的时候说:“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即便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每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信息产品背后,依然是鲜活生命的机械化、附属化。当生命无法承受机械化的节奏,五彩的理想在单向度的生活中褪色,任何一种决然的举动都会为其他等待者释放出清晰的信号。 　　如果说放弃年轻的生命是解决无助感的极端方式,那么那些被张悟本言论迷惑,疯狂购买绿豆、茄子、白萝卜,花2000元挂号只为聆听“大师”教诲的人们,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自己的无助感。卷入张悟本事件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缺乏能力看病住院的人,另一类是有能力花钱买健康的人。面对疾病的困扰、死亡的威胁,他们不再相信现代医学、正规医院,而是求诸自己,求助于传统和民间。张悟本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的口号给他们的这种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理念支持。这回到了风险社会中的一个基本命题:风险的个体化会导致个体对现代专家知识系统失去信任。这是现代性的危机。更大的危机在于,当个体的理性选择汇集为群体行动的时候,就变成了盲目狂热的集体非理性。 　　美国心理学家斯里格曼1967年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习得无助”概念。他将动物放在一个无法逃避的电击范围,开始时动物极力逃避电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的逃避反应明显减弱甚至消失了,表现为动机缺乏、联想及情绪的缺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习得无助”。在他看来,产生这种行为的原因并非消极事件本身,而是个体认识到自身对消极事件的无能为力。这种习得无助具有扩散性,既能够随着个体转移到新的情景中去,也会传递给其他个体。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个人有了更多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会有更加强烈的无助感。有的人看不清自己的未来,有的人无力改变生活的现状。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转型,这些感觉来得更快,更猛烈,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社会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长期依赖的血缘网络、单位组织难以提供持久的保护,思想的多元、信仰的迷失,加重了行为的随波逐流。更可怕的是,在本来可以发挥安全网和缓冲带作用的制度建设中,个体的权利与安全被有意无意忽视了。因此,一方面不断地有着词语先进、内容详尽的制度文本出台,另一方面对制度不信任的情绪又在蔓延。制度建设过程反而成为“习得无助”的过程。 　　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资深社会学家的话。在多元化的社会里,要让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底层永不绝望,也许是“无助感”救赎的理想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中心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