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月上旬到夏秋之交，由中共高层组织，汇集多个领域顶尖专家的各种研讨会持续召开。会议都指向同一话题：在国内外各种复杂形势的考验下，中国经济应当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的汪玉凯教授先后参加了海口、天津等地由专家们组织的相关研讨。其间，他提出的后奥运时代关于中国战略选择的“十四字”方针，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奥运带来三大机遇

　　记者：您的“十四字”方针以“后奥运时代”为语境，这是否说明，随着奥运的成功举办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奥运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汪玉凯：是的，“无以伦比”的北京奥运会至少给中国带来三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首先，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使世界有机会真实地了解中国，中国也以奥运为平台，展示了悠久的历史文化，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人文 成就。从奥运筹备直到圣火传递，发生了不少风波，再加上各种谣言和国外的不实报道，很多人对中国充满了误解。然而，奥运拉近了中外人民的距离，外国人有机 会真真切切地了解发展变化的中国，消除了误解，各种谣言不攻自破。

　　其次，奥运聚集了中国的人气，增强了民族向心力，为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改革创造了良好契机。

　 　最后，奥运显示出中国所蕴藏的巨大潜力。过去30年，中国走的是粗犷型的发展路子，以投资为推动力，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为代价，但是毕竟抓住了难得的 战略发展机遇，使中国能够迎头赶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将更具魅力，中国的人力资源依旧丰富、廉价，在进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改革 开放战略转折期后，中国经济社会所蕴藏的活力将是惊人的。

　　中国面临的挑战

　　记者：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份，但是在这一年里，股市暴跌、房市岌岌可危，国际能源、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经济运行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社会冲突时有发生。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或悲观、或乐观的说法。那么，您认为，当今的中国到底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汪玉凯：的确，上天给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机遇，也让中国面临着惊涛骇浪般的挑战。

　 　第一，中国经济发生滞胀的风险在加大。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累加是一国经济最危险的情况。比如，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长达10年的高通 胀、经济停滞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对于美国人而言犹如一场噩梦。之所以说中国经济发生滞胀的风险在加大，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全 球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不可能让中国独善其身。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曾经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的长三角和朱三角出 现大批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停产倒闭的现象。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元资产亦缩水不少。其次，今年以来股市暴跌，房地产市场惨淡经营，国际游 资虎视眈眈，国内金融形势不容乐观。再次，宏观调控虽已见成效，但是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今年7月份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创13年新高，与煤炭、 原油、钢材等价格上升有关，这对下游产品价格上升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很可能引发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特别是目前国内能源、粮食价格倒挂，随着 价格体系的逐步理顺，控制价格过快上涨的难度就更大。

　　第二，社会矛盾日渐突出。一是拆迁、就业、养老等一般社会冲突进入高发期，二是奥运前后“藏独”、“疆独”显性化、暴力化，加深了社会矛盾的复杂程度。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社会的稳定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高。

　　第三，国内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越来越高。自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奥运承诺的一一兑现，人们对奥运后中国能否会深化改革充满疑虑和期待。

　　应对挑战的“十四字”方针

　　记者：能否介绍以下您提出应对挑战的“十四字”方针？

　　汪玉凯：“十四字”方针是“防滞胀，保增长，让利与民，还权于众”。

　　记者，防滞胀应当丛哪些方面着手呢？

　 　汪玉凯：首先要认真分析可能产生滞胀的原因，是受外部的冲击还是内部结构影响，或是宏观调控出了问题。其次，应对外部冲击时，反应要迅速，措施要果断。 比如对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最高层一定要把握好汇率变动的幅度和频率。再次，进行宏观调控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必要的政策措施一定要三管齐 下，最大限度地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严密监控热钱流向，控制好货币发行的规模。最后，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与民争利。

　　记者：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许多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如何才能实现你提出的保增长的目标呢？

　　汪玉凯：要续写中国经济的发展神话，我认为应当作好以下几项功课。一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之路，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二是企业一定要坚持节能减排，抓住产业升级的时机，占领产业链的高端。三是要真正启动内需，刺激国内需求，这在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显得更有意义。

　 　记者：“让利与民”，是不是主要指减税呢，听说您一直在呼吁政府减税？汪玉凯：我是主张应该减税的，但是“让利与民”还有更多的含义。我坚决支持政府在 目前情况下推出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特别是要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不仅是防滞胀的有力措施，而且是让利于民的具体表现。此外，为实现让利于民，政府还要在三个 方面发力：

　　一是调整利益分配结构。当前，贫富悬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国民收入水平长期在低位徘徊。比如，日本当年经济高增长30年后，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而我们经过30年增长，只达到美国的12%。因此，利益的天平应当向农民、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倾斜。

　　二是坚决反对垄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改变目前“国进民退”的局面。

　　三是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构建，都要求政府要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并逐步把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交给民间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而且这也是健康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记者：那么，“还权于众”应当怎么理解呢？

　 　汪玉凯：还权于众说到底就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民众是权力的主体。“还权于众”的本质，是“还权于政”，就是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议制形式，发挥人民 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这就要求尊重宪政的权威性，民权的本源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后奥运时代，当整个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体 制改革的期望值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意向高远的民主政治蓝图。由此，我可以大胆地预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最终也许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即：张扬民权，废除特权，约束公权。

　 　张扬民权，就是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三个四”的要求，认真加以落实。第一个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这个民主选举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民主选举，如何民主选举，选举程序是什么是需要示范的，需要操作的。如果我们没有具体示范，没有操作，没有 程序，这个民主选举永远就是一个口号。第二个四：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一个四是四个民主，第二个四是四种权利。第三个四： 在基层要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这些话都是十七大报告中的原话，这些概括目标明确，意向非常高远，内涵深刻。要看到中央把人民 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张扬民权。公民社会发展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废除特权，我觉得中央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新疆出现了民选的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个人财产；国资委正在关注和解决央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还有中央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严格党政领导干部的待遇等。

　 　约束公权，在我看来，也许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好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这种制度有多大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这样 一个架构下找到一种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制度设计。大家看到在奥运会前夕，中央最强调稳定的时候，国内不断地出现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应该说都 与我们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有一定关系。在这方面如果有实质性突破，我们面临的许多难题，也许就会找到解决的路径和办法。

　　（汪玉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近年来致力于公共管理、中国政府改革以及电子政务方面的研究。）

　　来源：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