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确立新的主题与目标
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后，对未来的改革如何谋划，从习近平沿着当年邓小平南巡之路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展示出来的意向，应该说已经非常明显了。问题在于下一
步的改革路线图如何来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可能更需要一个鲜明的改革目标，并以此凝练出一个有高度包容性的改革主题。
就改革目标而言，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以用“三清”、“四权”加以概括：所谓“三清”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所谓“四
权”是指“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我认为“三清”、“四权”的改革目标，不仅有很大的改革容量，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改革都能
够密切相联，而且能切中时弊，目标鲜明，有很强的号召力。
从凝练改革的主题来看，过去20多年我们一直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主题，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获得了极大成功。但目前改革再用这个主题，显
然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了，因此，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变革”作为主题，也许更加合适。理由有三：
首先，政府愈来愈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和聚焦点。这些年来，围绕公共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不管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法治，党政关系的处
理，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社会冲突、信仰危机等，几乎都与党政部门的公共治理体制、作为和效率有关，因此，政府公共治理的能力、水平和行为，都对整
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次，政府管理前端与人大、司法、党政权力的划分等政治领域改革密切相关，后端与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与改革也直接相联，如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的发挥、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的培育等，没有一样可以离开政府。这就是说，以政府为
中心的公共治理改革，已经成为连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中间点，带有明显的综合和主导的特征。
第三，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党政自身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又直接决定着其他方面改革的成效。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党政关系的处理、构建公权力制
约的环境、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结构的优化以及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等。如果没有这些关键问题改革的成功，其他改革也很难真正取得突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公共治理的改革已经历史地走到了前台。
未来改革的重点和推进策略
当然，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即使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变革”主题下，也不能全面出击，而是要有重点地突破。具体来说，主要应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反腐败改革。要把当前反腐败的势头继续推向前进，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并由运动式的反腐逐步向制度性反腐的方向发展。要在反腐败中探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约束公权力的制度框架，包括最高层官员切入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等。
二、司法改革。这方面十八大提出了很高的改革目标，要着力落实和推进。中央宣布要废除劳教制度以及启动审判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信访制度改革，这些
都已经释放出了重要信号。要特别在保障宪法权威、确保司法公平公正上做文章，体现依法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给民众以信心。
三、以党政自身的改革带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点、难点改革。党政自身的改革要防止走过场。执政党的改革关键在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如何规范党权，防
止权力边界的泛化，影响人大、政府等国家权力主体正常地发挥作用。政府改革要有大动作，但要防止没成效的频繁出击。对于大部制改革，不应该只注重形式上的
合并，更应该注重政府职能的重组、融合和转变。在充分准备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可以集中力量、时间改革一次，确立政府的基本组织架构，之后要相对稳定，特
别对于政府组成部门要力图使之法定化，不宜频繁调整。很显然，目前推进这样的改革，条件似乎并不成熟，可以在政府机构微调的基础上，待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之后，在本届政府的后期全面启动这项全局性改革也许更有成效。
用政府管理改革带动经济社会改革，具体到经济领域，要突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关键领域，以此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的过多干预，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最后，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调整改革的推进策略。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立改革协调机制的主张，可以设立隶属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层办事机构——
中央改革办公室，直接由党的最高领导层领导，对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形成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改革的整体协调。与此同时，也需要在全国选一些条
件好的地方，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示范，鼓励探索，允许失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