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7年末的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现在看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可持续的、内生性复苏，反而进一步演变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推动内部结构转型是无法回避的挑战。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中，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无疑需要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拓展能力落后于实体经济

　　记者：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包括国际收支从原来的双顺差逐步转为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表现出哪些错配？

　　巴曙松：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对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平衡外资流入乃至部分贸易顺差的力量，会逐步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趋势。根据国家外管局披露的2010年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108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

　　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和直接投资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就是巨额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运用。但在这些对外投资业务中，国内金融机构参与程度非常低，绝大部分的中介业务都由国际知名投行承担。而且近年来，无论是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还是中资企业主导的海外投资并购，都出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总结的案例，这其中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动荡加剧、面临政治文化阻碍等客观因素之外，缺少本土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支持参与、我国缺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专业人才也是重要因素，使我国在投资过程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总体上评价，当前金融机构在海外业务的拓展能力方面已经明显落后于实体经济，而且阻碍了我国经济全球扩张的步伐。

　　记者：谈到金融机构海外业务，使人联想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目前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拓展产生什么影响？

　　巴曙松：我国经济海外拓展的另一大趋势体现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与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应用，这一进程将会对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在新业务开展、银行境外机构扩张、银行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日益广泛的应用会增加大量人民币离岸存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也通过国际结算、国际银行卡、基金托管、货币类金融衍生品等业务得到发展，国际业务的扩张将会带动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的建立，在参与国际业务的过程中，中资银行有机会在不同市场之间博取利率差和汇率差，有助于提升银行利润水平。

　　金融结构的缺陷放大了中小企业承受的紧缩压力

　　记者：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产业升级是重要的内容，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配置资金的能力是否能满足国内产业升级需要？

　　巴曙松：我国经济正在从依赖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转向集约发展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产业结构，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经济领域的这些动向产生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现有的银行融资体系习惯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企业往往需要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进行抵押，而且要有充足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尽管监管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支持，但是收效并不显著，特别在当前保持货币政策紧缩的大环境之下，与历史状况对比，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在2011年表现更为明显，从特定意义上说，金融结构上的缺陷放大了中小企业承受的紧缩压力。

　　在银行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融资，使得“影子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份额日益提升。在当前的金融市场上，影子银行体系主要指委托贷款、银信合作、信贷理财产品等等。由于正规信贷渠道的压缩，影子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日益提升。按照央行社会融资总量口径，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已经达到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意味着除人民币贷款以外的融资渠道已经有了明显的拓展，这其中表外融资业务（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融资总额达到3.85万亿，占到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48.4%。

　　与其打击“影子银行”体系，不如积极规范

　　记者：谈到“影子银行”，常使人联想到许多负面的信息，如何客观评价“影子银行”在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巴曙松：客观来讲，“影子银行”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实际上可能部分实现了我国金融体系一直没有有效突破的改革目标——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在一般的“影子银行”融资业务业务中，银行往往不再担任间接融资机构，而是成为直接融资中的中介机构，表外融资业务总额接近同期贷款的一半，直接融资比例也获得了突破。在我国目前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高、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大并且信贷价格仍然没有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影子银行”体系往往成为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渠道，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上以高杠杆率和低透明度运作的影子银行体系所并不具备的一个重要功能。换言之，与其严厉打击这些事实上发挥融资功能的“影子银行”体系，还不如积极规范，促使其发挥促进金融转型的积极作用，例如发挥融资租赁、信托、典当等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对现有担保企业进行规范化，鼓励担保企业实行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提高担保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扩大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信息覆盖面，完善征信体系建设，降低银行展业成本，提高展业效率等等。

　　除了规范现有的“影子银行”业务来短期丰富融资渠道之外，继续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同样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融资多元需求、促进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方向之一。利用资本市场汇集流动性，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资本化，分散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助推经济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创业板的推出，为民营企业提供了难得的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上市的门槛，体现了资本市场对民营经济、创新经济的支持。即使在短期内存在部分公司估值高企、企业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但是创业板总体看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利于激励企业家创新。

　　应建立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

　　记者：在金融转型的过程中，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如何加强监管，在促进金融市场转型的同时避免监管盲区？

　　巴曙松：金融监管与日益活跃的金融创新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有待建立，以推动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转型。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下，产生了大量的、新型的金融需求，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来来满足，而且这些创新通常都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以目前的资产管理行业为例，当前的监管机制采取的是机构监管模式，整个法律法规整合不足，导致从事相同业务的不同类型机构面临极大的监管差异，公募基金和券商集合理财行业面临严格的市场发行审核和投资行为限制，抑制了这两个子行业在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方面的活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一段时期内，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理财产品面临的限制较为宽松，近年来则实现了规模爆炸性增长。从整个理财产品市场健康协调发展的角度，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该进行合作，使监管标准趋同，避免出现监管盲区，并适应市场创新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