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关注实业振兴，而实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小企业。围绕中小企业展开的金融体制改革，无疑是整个经济改革的破局命题。

　　分析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因，将有利于把握当前金融改革的突破方向。

　　第一，以大型基础设施为主要刺激工具的危机应对政策，客观上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了一定的挤压效应。

　　这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周期通常比较长，所需要的资金规模比较大。从政策周期的角度看，这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从立项到建设，正需要更大量资金投入的时候，基于抑制通胀等政策要求开始的金融紧缩，相应降低了金融部门的资金投放。在这样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在紧缩时期的本能反应，首先就是保证那些已经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相比较来说，这就使得留给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资金相对较少。

　　第二，偏好数量工具的调控政策组合，客观上加大了小企业的融资难度。这一轮金融紧缩过程中，比较多的是依赖数量工具，特别是调整存款准备金。

　　不断提高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加剧了银行体系可贷资金的供应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哪些机构能够拿到这些信贷资金呢？当然主要就是一些游说能力强的大型企业。在当前的信贷评审体系下，这些大型企业提供抵押担保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这种主要依靠提高存款准备金并保持低利率水平的政策组合，实际上是有利于大型企业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如果适当降低准备金率并提高利率水平，实际上对中小企业相对有利。因为这些中小企业从市场上融资的资金成本更高，银行体系的利率有限幅度的提高对其影响不是太大。

　　第三，金融业严格的准入管制客观上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金融业严格的准入管制，使得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明显不足。在民间融资十分活跃的2011年，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小额信贷公司在2011年11月末共有4144家，贷款余额370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实，不仅小贷公司，从整个金融机构的分布看，在中小企业较为集中的中小城镇，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十分有限，金融服务的供应不足，相应地也使得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市场竞争不充分，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相对较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利差水平高低问题，更应当是放松管制以促进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的提供，以及促使竞争更为激烈来降低成本的问题。

　　与此同时，严格的准入管制，带来了显著的牌照溢价，也使得金融机构往往主要依赖牌照经营，内在的改进经营管理的动力不足。管制也带来或明或暗的寻租和腐败行为。这种严格的准入审批其实蕴含着显著的利益分配权力，这与利率管制条件下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异曲同工的。简单来说，民间融资成本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的巨大利差，可以笼统估算为利率管制所带来的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