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且擅长思辨的德意志是思想大师的主要产地，似乎那里的政治家也秉承了这一传统。二战结束后，德国就出现了号称“社会市场经济之父”的艾哈德。1974年，55岁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接替著名的勃兰特，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并一直执政到1982年。他不仅在国际国内政治中长袖善舞，而且思想活跃，在80岁高龄还有《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问世，用自己的经验来理解和分析全球化这个无处不在的现象。

　　在全球化进程中，变化的增强加快，安全保障的滞后或减弱，必然影响到个体和组织的预期和判断，造成行为秩序的混乱，从而动摇既有的制度秩序。道德不过是制度秩序的价值反映，随后者起伏波动，只是人们对道德秩序变动的感觉却更加强烈。一方面，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和意愿被磨蚀，道德的传承存续无法按照原来的节奏和方式进行，代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之间缺乏基本认同的道德认知平台与代际之间难以沟通；由此，共同构成了当代道德困境的立体状态。无论是罗尔斯精心构建的庞大“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还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学界和政界风光无限的“社会资本”、“第三条道路”等概念，都不过是对这种制度和道德困境的回应。1918年出生的施密特亲历了20世纪这场道德秩序的蜕变和动荡，书中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意，对恢复道德秩序的渴望。他认为，威胁道德秩序的不仅有极端利己主义，还有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小团体主义，它们在扩大自我自由范围的时候，侵蚀着约束的基本边界和道德的共同低限，使社会陷入了“大分裂“的状态(福山语)。当然，用严密的逻辑来论证和构建宏大的道德体系不是施密特的职责。作为政治家，他倡导的是道德的实践和行动。

　　首先，施密特保持着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传统，强调个人存在的社会性，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把“自由、公正和团结”作为道德重建的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他力图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以“美德”为核心的西方道德传统与基督教的某些价值以及1980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的某些观点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具有层次性的道德追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除了三项“神学美学”——信仰、爱和希望以外，还有四项“基本美德”，即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此外，还有一些被称为次要美德的“公民道德”，包括宽容、妥协、团结、勤奋、守法、勇气等。

　　第二，他特别强调责任和勇气在道德重建中的作用。他所说的责任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自由权的行使不能以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第二个层次是公民个体有义务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公正和团结之心。施密特的这些表述体现了盛极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思想。在吉登斯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归纳中，就明确提出“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施密特的两个层次的责任也是伯林的“两种自由”（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的另一种表述，而他更强调积极的责任，鼓励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因此他大力赞扬各种公民创议活动，即使阻碍性的活动也能够体现出团结精神和公民行动的胆识。同时，施密特期望以“崇尚道德的勇气”来消除对公民道德的滥用。经历过纳粹统治的施密特对于公民道德的滥用有着切肤之痛。包括忠诚、守法、履行义务在内的美德在专制制度下蜕化成维护和支持暴力的借口，因此施密特特别警告说：“几乎所有美德都会被上司、上级机构乃至国家滥用”。

　　第三，在施密特看来，道德和价值沦丧的危险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因此道德重建也需要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显然，施密特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在“经济是命运”一章中，施密特谈到，“失业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会诱发道德危机，并最终会威胁到德国这个本来就深受恐惧困扰，尤其难以抵御精神变态的社会的民主和开放。施密特提出的经济“结构革新”方案虽无多少新意，但在道德重建的基本原则上的确切中了关键。

　　第四，他强调包括政治家在内，教会、大学、学校、教授、教师、律师、医生、记者、银行家、企业家等各种职能精英的权威、信誉度和道德义务。施密特深受韦伯理性“两重性”思想以及“以政治为业”演说的影响，认为政治家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不能同他所接受的伦理基本价值冲突，应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并强调价值理性的忧先性。因为缺乏基本价值的政治必然是没有良知的政治，是在道德方面无所顾忌的政治，并会趋向犯罪。

　　实际上，施密特所担心的道德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只不过产生的原因、危机的程度以及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常听到“今不如昔”的感叹，似乎过去是一个道德的天堂。其实，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道德问题。面对于今天道德秩序的混乱，那些怀旧和伤感折射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只要有两个人存在，就会产生道德。只不过道德的要求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尽管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道德概念，比如自由、公平、正义、平等、忠诚等其内涵已经与古希腊时代或者春秋时代有所不同，但人们又何曾放弃过这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普遍价值？

　　乐观地讲，对道德状况的全社会担忧已经为道德的重建提供了基本的可能，但把恢复原来的道德秩序作为重建的目标只能带来悲观的结果。施密特这位当时年过八旬的老年人依然对未来抱着深深的希望，呼吁不要对现在所有的年轻人做出否定性的总体判断，因为他们骨子里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代表着未来的希望。倒是成年人应该为他们做出表率，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实践道德、传承价值。在这中间，那些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职能精英们的责任更重，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也许可以找到，但那将不是道德重建，而是道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