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导致美国陷入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美国金融风险席卷全球,全世界正面临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的经济社会危机,目前还未见底,今后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为了深入地研究这场危机的本质和成因,从而能使我们提出根本性的有效规避和防范措施,建立长效机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发展,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王伟光。
记 者:王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对于这场爆发于美国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许多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这些探讨,您是怎么看的?
王伟光: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我认为,认识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要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关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和解救的措施,当前发表的见解已经很多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人认为美国居民消费严重超过居民收入,无节制的负债、无管制的市场、无限制的衍生金融工具、无限制的投机、无限制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美国的消费模式、金融监管政策、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等因素,是金融危机的基本成因。也有人认为,房地产泡沫是金融危机的源头祸水;金融衍生品过多地掩盖了巨大风险,金融监管机制滞后造成金融创新犹如脱缰之马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还有人认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治理思想和运行模式的严重危机。
当然,也有人从资本主义弊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金融资本疯狂的贪婪性来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资本主义根本制度问题。但总的来看,目前形成的最普遍的解释许多还停留在现象层面、非本质层面上,即技术操作层面、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管理体制层面上。我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本质上、从制度层面科学揭示危机产生的原因,预测危机的发展趋势,提出解救措施。
然而,在危机爆发时刻,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却纷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形势,揭露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制定危机条件下的各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展示共产党人的看法和力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于海青博士提供的一些资料表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对危机成因的根源与本质的分析,更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制度,很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这场“前所未有”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大多将其归咎为“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失控”、“不良竞争”或“借贷过度”,并希望政府救市,“规范”资本主义的现行体制机制,以达到解救危机、恢复繁荣的目的。而与这样的一些救市方案大相径庭的是,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既看到了监管缺位、金融政策不当、金融发展失衡等酿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又反对将这场金融危机简单归结为金融生态出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危机产生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标志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看来,仅仅局限于从金融和金融危机现象本身来看待这场危机,不联系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二重性内在矛盾,不联系金融资本逐利本性,不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便难以回答像美国这样“完美”的市场制度为什么没有能够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难以看清这场危机的实质和深层原因,难以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
对于我国这样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如果不更深一步地从根本制度上认识这场危机的成因、本质,就很难从根本上找到规避、防范、克服危机的办法和措施。不看到本质,不在病根上下药,就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就很难建立起防范危机于未然的制度性、长效性的规避防范体系。 记 者:那么,您对这场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如何看的?
王伟光:我认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现实。认识危机的成因和本质,应当学会运用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必然趋势的科学方法,从资本主义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商品的二重性内在矛盾入手开始分析。要从分析商品内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入手,进而分析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商品和货币的分离使货币越来越独立化,最后变成纸币,变成符号,变成证券。同时,建立在虚拟价值符号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货币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包含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当货币成为货币流通的手段,则使危机更具可能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一方面生产发展到高度社会化,资本也高度社会化;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和成果越来越为少数垄断寡头所有,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为危机现实性。由此看来,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产生成为现实。在现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具体的救市措施只能使危机得到缓解和暂时的克服,从长远来讲是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
记 者:您认为美国爆发的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伟光:美国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最终是无法克服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则使防范、规避危机成为可能。我对从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一直到这次危机作了一次历史追溯,并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对于世界经济危机我得出几个结论。其中,一个根本结论就是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危机。这场危机打破了西方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
危机伴随着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曾引发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从长远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结果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这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制度性和长远性的负面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和持续的长时间的破坏性影响。我看现在媒体上和研究界已经开始提及金融危机第二波又要来了,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的过程已经开始,世界局势乃至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发展进程和历史也将会发生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一方面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压力和风险,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记 者:您前面提到,有些人认为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治理思想和运行模式的严重危机。对此,您是如何看的?
王伟光:实际上,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制度层面、本质层面,一个是体制层面、技术操作层面。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理念和运行模式,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清醒的认识,对那些迷信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人无疑是一剂良药。迷信新自由主义和迷信资本主义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对采取何种治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模式的迷信,后者则是对根本制度的迷信。
现在关于揭示新自由主义本质的文章很多。我看新自由主义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作为意识形态,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金融垄断和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理念,必须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层面是如何治理资本主义市场的理念和运行模式,是体制、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其具体治理理念和操作方法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当然,这种操作层面上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服务。
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两重性、对资本两重性的认识。对于资本主义体制层面、政策层面、治理理念层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们搞市场经济也要借鉴。但是,我们出台的措施必须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层面,如何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另一个则是如何从体制层面、操作层面进行防范规避和救市。
记 者:谈到金融风险,当务之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应对的问题,您对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有什么建议?
王伟光:我认为,我国应对金融风险既要治本又要治标,既要从体制层面上积极应对,又要从制度层面上加强防范。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救市的效果现在看来并不明显。这说明救市措施只停留在治标上,危机只能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化解。这说明在治标的同时必须治本,只注意体制层面的防范而忽视制度层面上的防范,无法遏制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当然,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决定全局,只注意制度层面防范而不注意体制层面的防范也会因小失大。因此,要从三个方面解决对金融危机的规避和防范。一是从制度上,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从制度层面加以防范和规避,对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等要从制度层面采取规范的管理办法。二是从体制上,要坚定不移地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关的信用体制,从体制上加强防范。三是从市场调控管制上,要建立有效的监管、调控、防范措施,特别是对金融业、垄断行业、保险业,要建立有效的管制体系。我们需要从制度层面、体制层面、操作技术层面研究制定一些全面性的、战略性的、超前性的措施和办法。
记 者:谢谢您。(记者 王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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