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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思。
其实，苏共的垮掉，只不过是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政党政治变革大潮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在苏共出事前后，一些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也先后
出了问题。除了和苏共垮台有关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之外，至少王瑜的《大党的兴衰》一书涉及的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
党和台湾地区的国民党，等等，也都位列其中。
于是，人们对大党的兴衰投入了格外的兴趣。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大党。大党的兴衰，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在和未来，有着强烈的暗示作用。也正因为此，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对大党老党兴衰史的研究长盛不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些大党老党所经历的跌宕起伏，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研究素材。深入研究这些案例，不但对了解和把握政党政治现象的特点、规律和脉络大有
裨益，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应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陷阱、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提供了前车之鉴。此外，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座矿藏的储量非常
可观。只要用心去挖掘，我们总能在一些有关改革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上获得新的、更多的认识和启迪。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瑜的这本书，就是在以往曾经共同
进行的研究的基础上，调整研究的角度，充实更多的内容和资料，加强理论思考而给大家贡献出来的又一份很有质量的成果。这种深度挖掘，我是十分肯定、十分赞
赏的。
借这本书的出版，我想就研究的方法论谈几点感想。
总结这几年对大党老党的研究，大略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倾
向。一种是秉承传统研究方法，主要着眼于党的性质，来分析大党老党失败的原因。第二种是从政党活动、特别是政党执政共性的角度，力图从大党老党失败的教训
中总结一般规律性的东西。这些年来，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研究特点是，在不忽视与党的性质相关重大问题的前提下，更着力于从政党政治基本原理和政党发展、
活动一般规律的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概括起来，这后一种研究方法有以下优势。
首先，它能使我们从中提炼出政党执政都必须
遵循的一般规则。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由于确立的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目标，因而在取得政权方面另辟了一条和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道路，从而政党的
活动方式也和其他政党迥然相异的话，那么，在执政之后就会发现，它们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政党有了越来越多的相似性。这些问题，并不因为你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便不成为问题，更不因为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自然解决。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执政过程中另辟蹊径，充分利用别的政党已有的治国理政经验来充
实自己。而动辄以性质为界，先把自己从遍及全球的政党现象中择出来，无异于画地为牢，为超越自身经验上升到把握政党活动一般规律的高度设置了天花板。
其次，它能开阔我们的眼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出问题当然免不了有党的性质发生畸变的原因，但略微抬高一下眼光就会看到，它是无法说明除了苏联、东欧
共产党之外的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也一个个地失去长期执政的地位的。如果说，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垮台与党的性质的改变脱不了干系，那么，这些非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状况恰恰说明，政党衰落还有不由性质决定的更根本的原因。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好，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好，都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你起
到了这种工具作用，民众信任你，你便得到信赖，得到认同，便有了掌权的资格。
再次，它能使我们避免空谈。从性质着眼来考察政党活动，
确实能帮助我们很快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不能不承认，这种分析也使我们有了固定的套路。按照固定的套路展开分析，固然既有现成的逻辑，又最省力，却往往
停留在大而化之、大而无用的结论上。譬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是我们从党的性质出发总
结苏共失败教训必定少不了的结论。这些道理都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明知不坚持会遇到风险，苏共东欧党却还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对这么好的东西，它们还是
选择了放弃？这些结论无法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了那么多年，花费了国家那么多的资助费用，反过来倒过去还是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的话，恐怕是应当
心怀愧疚的。
最后，它能使我们免于误入歧途，得出似是而非的认识。讲到性质的变化，总会有一个变化的起点。这个起点，对一个党来说，
往往就是领导人。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党，因为党内出了“叛徒”、“修正主义”，便土崩瓦解——这样的观点曾经盛行一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个别领导人在
大党老党失败中的关键作用，但却不能本末倒置地把它认作最根本的原因。我记得恩格斯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
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
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个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他还教导我们：“这些原因
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160年前的这段话，即使拿到今天，也真的可以说是精确、精辟、精彩绝伦。
对大党老党经验教训的研究，仍然潜力巨大，未有穷期。相信王瑜这本著作能给我们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深刻的启示，当然也期待出现更多高质量的成果。
（《大党的兴衰》，王瑜著，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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