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和信息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处理好党和媒体的关系，是当今时代政党的一门必修课。

　 　政党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存在。所以，向社会成员宣传和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以促使社会达成共识，凝聚人心，是政党影响社会、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 和途径。这里面，媒体作为舆论工具和信息媒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处理好党和媒体的关系，是当今时代政党的一门必修课。

　　（一）执政党是怎样影响媒体的

　 　从世界范围看，科技革命使现代信息通讯技术迅速发展，媒体的作用显著增强。这也给政党带来了新的课题。发达的媒体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大大加快，使公民 了解政治、表达愿望、提出要求、行使权利等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直接，更加便捷，民主的渠道大为拓宽，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西方政治学界把这种因信息通 讯技术发展而推动的民主现象，叫做“媒介民主”。媒介民主对进一步民主化无疑是一个推动，但它对执政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媒介使执政党扩大了与民 众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媒介民主也使民众相对于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在传统上，政党是民众表达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最重要的工具。现在，媒介也作为政治 参与工具出现，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民众过去主要通过政党来做的事情，现在也可以选择通过媒介的途径来做。这使得政党的影响力受到挑战。 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特定社会阶层对政治信息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界对信息扩散的限制，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取代了过去由政党来体现的某些功 能。许多社会成员不再把参加政党作为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而往往直接借助于媒体，政党的教育、宣传功能因而受到影响甚至部分丧失。例如，不少政党在组织上 有结构严密、层次较多的特点，过去在动员党员和选民方面存在巨大优势，现在则因决策程序长、信息传递速度慢而变成了劣势。人们看到，媒体发挥的独立作用， 有时甚至能给政治带来极其重大的影响。例如近年来在东欧、中亚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固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对媒体舆论的控制，是其中一个不可忽 视的因素。所有这些，都使通过政党来参与政治的传统模式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面对媒体的巨大作用，世界各国的政党都在寻找应对之策，力求对媒体施加影响。概况起来，执政党影响媒体的途径主要是两种：一是控制，二是利用。

　 　对媒体的控制，各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即使在西方那些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中，也有不少国家把整个媒体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例如希腊，1975年宪法 规定，任何个人、社会团体及公司不得建立广播、电视发射站。所有的广播电视都属国有，国家广播和电视组织全权管理。执政党发生交替时，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员 也往往同时要更换。在澳大利亚、日本和大多数西方国家，大众媒介既有国有的，也有私有的。当然，也有一些国家从一开始就强调媒体的社会性。例如在美国，新 闻媒体都是私营部门，国家通过政策手段实现对媒体的控制。在许多欧美国家，新闻自由很早就成为宪法规定的重要内容，各种大众媒介都带有强烈的党派性。就总 体而言，在西方国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大众媒介都一方面与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己的党派倾向，另一方面又总是与政 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持自己的中立和客观性。这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指出的是，和企业的国有化一样，媒体的国有化也越来越受到挑战。 1984年前，法国也是对广播电视实行国家垄断。但随着这一领域竞争日益激烈，这种垄断越来越难以为继。所以，到1984年，社会党政府结束了国家对广播 电视的垄断，允许建立私营广播电视台。1975年以前，意大利的广播、电视全部为政府所控制。到1975年4月，政府也不得不颁布法令，把广播电视台的控 制权从政府转到议会手中。议会按政党的实力比例建立了四十人的议会委员会，其任务是把意大利广播电视台变成一个代表各种各样意见的多元性的组织。根据这项 法令，当时意大利主要政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把各个频道分配给不同的政党。这意味着这些媒体不再反映执政党一个党的声音。在新西兰，原先属国有的电台、电 视台，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

　　无论媒体的所有权是什么，执政党政府对媒体的干预都在不断加强，这似乎是一种趋势。 这里面，最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是众所周知的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对媒体的控制是很严的。一位美国报纸编辑指出，美国大多数新闻媒体 以公司的名义从事新闻工作，但是，这些新闻媒体所播发的新闻全部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公司利益有关。他们执行的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国家出现危机或 战争时期，他们全部为配合政府的政策而联合起来。美国新闻媒体机制采取了比较隐秘的审查手段，来控制舆论的导向。例如，新闻的内容表面上什么都没有被删 除，但事实上，他们只将那些对他们有利，应该让人们听到的东西进行大肆的渲染，而对于那些对他们不利且不应该被人们听到的东西则进行冷处理。在1991年 波斯湾战争期间，政府把收发有关战况新闻的权力完全交给美国有限电缆电视网（CNN）。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政府严格控制着播发有关的新闻。在伊拉克战争期 间，政府则通过“嵌入政策”，鼓励记者和军队一起活动，影响他们的思考，以使他们的报道符合政府的要求。对于媒体作出的和政府意愿不相符的行为，政府还直 接施加压力，甚至采用惩罚手段。如“美国之音”因播放本?拉登的采访节目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换了两任台长。

　　新加坡制定有一套独特的 法规来规范媒体的活动。报纸每年需要更新执照，政府借此审核发行人和编辑的表现。所有的媒体都必须接受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和新加坡广播局的管理、监督和控 制。1977年，政府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百分之三的普通股权。1986年1月，国会通过新闻出版法修正案，授权政府对未经事先听 证而报道新加坡国内政治活动的外国新闻媒体加以限制。

　　在加强控制的同时，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都日益重视对媒体的利用。它们利用媒体来传 递自己希望传递的信息，传播本党本政府的政策主张，获取公众的支持，树立和改善形象。当然，广义而言，前面所讲的控制，本身也自然包含着利用。在美国，媒 体不但在国内竭尽全力地宣传美国政府的政策，在国外同样为美国的世界霸权和强权政策摇旗呐喊。美国媒体的首要目标就是使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完 全控制世界各国。在政党竞争时，媒体更是各政党都离不开的有力载体。许多政治人物，如美国总统里根、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等等， 都是利用媒体来给自己树立良好形象的高手。这些都说明了媒体在政党取得和巩固执政地位、治国理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二）如何改善党对媒体的领导方式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媒体的作用，并建立了一套以党的领导为基本原则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党与媒体联系的体制。这套体制对传播社会主义信念、确立和维护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观、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 在如何实现对媒体的科学领导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从定位上看，由于我们把媒体定义为“党的喉舌”，实践中过分强调媒体的政治作用，忽视了媒体自身的发 展规律。从体制上看，我们基本照搬了前苏联模式的国家管理模式，把媒体纳入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使媒体的社会沟通功能难以发挥。从作用看，媒体由于成了党 和政府的附属物，掩饰和淡化了社会的声音，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失真、失灵。整体说来，大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下降。不能说我们没有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党如何领导媒体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是有成效的。有学者评价道，在我国，领导人对政府与媒体关系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变革正在进行逐步 的调整，政府和媒体一起适应这些调整和变化，总的趋势是，在坚持政府主导媒体的前提下，不断地扩大媒体的活动空间，媒介的管理体制趋向灵活和有弹性。应该 说，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但是，由于在思想观念、活动方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党的“两大转变”仍在进行过程中，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其他方面的改 革，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对党和媒体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党对媒体实施领导，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 定的，是不断提高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重要保证，也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这种领导，需要通过不断改善领 导体制和管理方式来实现。在当今媒体迅速发展、质和量出现革命性变化的形势下，靠过去那种行政命令式的控制是无法真正加强党的领导的。当前，改善党对媒体 的领导特别需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尊重媒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媒体活动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活动的规律。媒体是把信息的生产、传播、 消费作为对象的新兴产业。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诸如新闻价值、公众接受心理、对信息传播中规律性现象的认识、传播技巧等等，都是深化研究的对象。不尊重这 些人类传播中共有的原则和规范，随意干涉、违背信息的生产、传输、消费的规律，形式上似乎是管住了，但实际上传播可能是低效、无效的，甚至出现逆向的效 果。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不甚令人满意，显然与此有关。

　　其次，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对媒体实施领导。我国宪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为 媒体发展提供了根本的规范。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忽视法制建设，我们对宪法赋予的权利缺乏可操作的规范。一些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往往为了管住媒体，采用 有违宪法原则的“红头文件”、“黑头文件”甚至“口头文件”的方式进行管理，大大损害了宪法的权威。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有必要在宪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 定专门的规范媒体行为的法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可以依照法律授予的权限对媒体进行管理。对违反宪法和法律干预媒体活动的行为，应当严肃处理。

　 　最后，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对公共权力机关进行监督，是当代社会媒体的一大功能。在西方国家，由于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独立性，对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 很大力度的监督，因而被称为“第四种权力”。许多腐败案件都是首先被媒体曝光，才得到追究。在我国，媒体对实现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在 党的领导下发挥作用，不可能完全独立。但是，如同司法权和行政权应当区分一样，媒体相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权力应当有相对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履行其应有的 责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党管媒体和党组织具体指示媒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混为一谈，而且把所有媒体都一一对应为各级党政组织的下属 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成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传声筒，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功能。权力得不到媒体舆论的有效监督，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执笔：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