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所谓机遇，就是在一定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出现的，有利于加快发展的可能性。清醒地认识客观存在的机遇，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这种历史机遇，就可能取得超常规的甚至是跨越式的发展；看不到这种可能性，或者看到了但不能充分加以利用，就会坐失良机，无所作为。

　　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历史上讲，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大国的起伏和升降。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因为，从国际上看，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能的。经济全球化呈不可阻挡之势。全球化作为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必然促进商品、技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提供了机遇。当然，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会带来机遇，对我国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科技革命正迅猛发展。20世纪后期兴起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这种全球范围的科技进步浪潮，为我国在技术跨越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世界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斗争尖锐激烈，但是，我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周边事务中处于积极主动的有利地位。

　　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实践的基础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为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事业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打开了崭新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更加激发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无论从国际国内看，我们都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是我们党决定用二十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党制定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重要依据。

　　邓小平曾经告诫全党，大发展的机遇对我们中国来说并不多，一定要抓住，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江泽民多次指出，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胡锦涛也强调，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难得的有利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只争朝夕地工作，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我们曾经错失了太多的机遇

　　机遇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厚此薄彼。在机遇面前，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平等的。谁抓住机遇谁发展，谁错失机遇谁落后。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我们自己，都有过抓住机遇、利用好机遇的成功经验，也有过错失机遇的惨痛教训。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抓住美苏对立、日美同盟、由美国提供防务，日本不用花钱“白坐安全车”的时机；抓住新科技革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利时机；抓住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机；抓住美国侵朝、侵越战争对日本产品“特需”订货的时机；抓住1973年以前世界廉价石油供给的时机等，从而创造了1951~1973年期间平均年经济增长率高达8.8%的所谓“日本经济奇迹”，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的新巨人，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也是抓住机遇迅速发展的成功典型。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这些国家同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落后。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们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大力发展出口加工经济，加上利用种种有利机会和条件，特别是当时国际资金市场比较宽松和西方国家资本流动的政治取向带来的大量外部资本，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而跨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南美洲的阿根廷则是一种相反情况的典型。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阿根廷曾经创造过所谓“阿根廷经济奇迹”，成为拉美经济重心所在的国家。这个曾经以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长速度迅速发展，并被视为很有可能成为南半球第一个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丧失了历史发展的机会。

　　回首我国历史，虽然也有过抓住机遇求得发展的时期，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的机遇，发展了民族工业；又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我们曾经抓住机遇，加速发展生产力，使我国经济、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错失了发展的机遇。有人对我国自宋元以来至今曾经有过的大发展的机遇作过研究，发现历史给中国曾经提供了十次大发展的机遇。然而，有九次大发展的机遇都因为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一次又一次地痛失掉了。这九次机遇是：第一次是13世纪宋元之际，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然而，由于战乱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宋元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受挫折，中国完全有可能比西方国家早几个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第二次是17世纪明清之际，中国又由于战乱，错失了跟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机会。如果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不被战乱摧折，中国大体上可以同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驾齐驱。第三次是18世纪后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第四次是1849年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五次是19世纪出现的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第六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第七次是北伐战争以后。第八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潮。第九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时期。


　我国在过去的岁月中，错失了太多的机遇。我国曾是一个文明古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以后的发展中，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哪怕是抓住几次关键性的发展机遇，今天的中国恐怕早已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了。然而，机遇一次一次地丢失了。丢失了的机遇再也找不回来，错过了的时机再也追不回来。关键是再也不能错过时机，再也不能丢失机遇，尤其是我们在本世纪头20年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要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与挑战，从来都是同时并存的。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因为，随着“四个深刻”变革、变动、调整和变化，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苦；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各种利益群体的一些利益要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的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如此等等。所以，虽然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

　　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往往伴随着各种社会风险。所谓社会风险，是指因为自然灾害、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过程和信息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进程为人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来自于各个方面，比如经济的畸形增长、技术的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的畸形化、贫富差距的悬殊化、政治体制的不合理、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社会风险一旦演化为突发性事件，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甚至扩散到国际社会。社会风险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重大考验，也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重大挑战。

　　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可能是一个高风险期，只是不同时期面临的社会风险可能有所不同，或者人们对这些社会风险的关注程度会有所区别。据2004年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金融危机”是居第1位的主要风险，73.8%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防范的风险，这样高的认同率，是其他风险所不能相比的。居第2位的风险是“贫富悬殊”。44.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悬殊”是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其他风险则依次是：“政府债务危机”（19.6%）、“高失业率”（17.7%）、“生态严重失衡或大规模生态灾难”（13.1%）、“粮食危机”（13.0%）、“台海危机”（8.4%）和“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7.4%）。从这调查这结果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防范的风险，最主要的还是金融危机和贫富悬殊。另据2006年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贫富悬殊”在所有可能的风险中居第一位，60.8%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选择的风险只有这一个。57.3%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信任度下降”，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应特别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2位。51%的被调查者认为“金融危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应特别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三位。除超过半数被调查者选出的前三位风险外，还有两个风险的选中率超过40%，分别是“出现大的社会动荡”（43%）和“高失业率”（42.3%），分别居第4位和第5位；有4个风险的选中率超过20%，分别是“大规模生态灾难”（29.4%）、“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21.7%）、“台海危机”（20.6%）和“农村中的不安定因素”（20.2%）。

　　综上所述，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