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剖析中国“红利家族” 寻求制度创新红利
作者常修泽              日期:2013-03-07               阅读:4660 次

 

原题:中国“红利家族”剖析

“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这涉及“红利家族”内部的分类。依笔者之观察,就其各自能量变动趋势而言,至少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能量趋于“枯竭”的红利。这其实也是指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发展所“吃掉”的红利,或者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比如资源红利和环境红利,过去依靠大量耗 费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发展模式,如今造成了“天怒人怨”的恶果,表明这两种红利到现在已近于枯竭。最近,京津冀地区的漫天雾霾,已经宣告了这条发展思 路、这种发展方式的破产。

第二组,能量正在变弱的红利。包括劳动力(数量)红利和出口红利,这两个红利虽然还有,不能说完全枯竭,但都在逐步变弱。

第三组,能量需要大大释放的红利。我重点关注两个:一个是改革的红利,一个是技术的红利。现在中国正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根据笔者几年前的研究结 论,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是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资源环境制度的全面转型。同时,当前中国也正处在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要研究这两股浪潮的交汇性和对接性,特别要认识到:这两股浪潮不仅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格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体制——构成重大影响,而且也将对中国社会——包括社会进步、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方式和社会体制——产生深远影响。两个 “三”背后的两大红利,是值得中国着重挖掘和释放的。对此,要特别予以关注。

“五点一线”:寻求制度创新的红利

什么叫制度创新的红利?或者说,到底怎么样界定“改革红利”的内涵?这涉及提出这一命题贯穿的思想逻辑问题。据我看到的材料,一些论者提出“改革红利”的 命题似出于增长主义的逻辑,其切入点是“经济增长”问题——在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乃至全球化红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减弱,或消解)之后,如何寻求 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如果仅就研究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角度来说,探讨如何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包括“改革红利”,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仅仅这一 层面的考虑够不够?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总格局。如按“五位一体”总格局来思考“改革红利”内涵,其涉及的领域相比增长主义的逻辑,是否更加宽阔些?

我给的涵义是,改革红利是通过改革或称制度创新,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进程,使其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最终落脚到每个人自身的发展上。

具体而言,包括“五点一线”,即五个要点,一条线索:

第一,经济转型。包括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核心是市场化与实现社会公正的平衡,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并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社会共生。核心是寻求社会各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阶层必须扩大。

第三,政治变革。核心是民主与法制,这将愈发成为今后改革的关键,包括政府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反腐败当中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立等。

第四,文明交融。也就是多元文明的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融合,避免文明的冲突。

第五,天人合一。环境产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

五个要点,拿什么贯穿呢?或者说落脚到哪?答案是每个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在阐述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时明确指出,新社会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社 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对中国最深刻的意义,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增强农民、进城务工者、企业职 工以及社会方面的“主体性”,增进全体公民的社会福祉。这应是“改革红利”的真谛。要有这样一个宏观视野,这样一个“人本导向”的观照。

红利释放的波动曲线: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改革红利”并非今天才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这个红利的释放呈现一个波动过程。我建议,将来应按照上述我的“五点一线”论,分别赋予相应的 权重,经科学计算,做出红利曲线图。根据我的经验,初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有获得过“改革红利” 较多的时候,但也有“改革红利”微薄的时候,甚至有“改革红利”负能量的时候。

具体说,过去三十多年里,有三次比较大的改革红利高潮,以及两次比较严重的改革红利低潮。

第一次改革红利高潮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这一段是改革开放红利释放得比较好的时期,特别是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到中共十三大时达到了高潮。

第二次改革红利高潮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以后,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展开,这一时期红利比较多。

第三次改革红利高潮是本世纪初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开始全面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开放倒逼着中国改革,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

而改革红利低潮方面,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至1992年初,这三年多的时间,中国整体是一个改革的低潮,红利很少,甚至是负的红利;另一个低潮 期是前几年有一段时间,行政权力明显地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改革红利有所减少,虽然有客观原因,也不能排除主观上的一些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在改革远未完成的情况下,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潜力更大,更具有根本性。

重在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掣肘

从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下一步改革,迄今已经一段时间,人们对改革多有期待。但当前面临的现实是,由于固化的利益格局的羁绊、掣肘,新一轮改革依然“举步维艰”。能否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以形成一个人们所说的改革路线图,正成为社会多方面的迫切期盼。

固化的利益格局对红利释放的阻遏、掣肘非常严重。这里面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一个很大的网,它羁绊着改革,掣肘着改革,以致很难释放这个红利。到底这个路怎么走,怎么样真正地突破现行的僵化的利益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只有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将利益关系调整到位,改革才能真正体现公平正义,才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和社会支持,并激发新的改革动力,改革才会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讲此逻辑,自觉或不自觉地搞实用主义,到头来改革难免扭曲变形。

李白诗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是不可复回的,我们期待着第四次红利高潮的到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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