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层次上说，中国当前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城乡关系、产业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的调整，而是一种超越发达国家传统模式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创新。新的发展方式必须对利益分配机制形成新的解释和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

　 　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过程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着力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扩大内需，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不失时机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着 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症结是：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不合理；在社会领域主要表现为利益格局扭曲，在行政体制领 域主要表现为事权和财力不匹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绝不仅仅是经 济系统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整个发展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内部的失衡是整个发展方式失衡的反映，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失衡必 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央和地方、国际和国内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从理念上，就是要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等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 衡。

　　换一个角度来看转变发展方式会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不是从私人消费，而是从公共消费，不是从私人部门就业，而是从公共部门就业， 不是从私人部门，而是从公共部门出发，来看目前正在和将要进行的发展方式转变，会得出什么结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确实不容易。这需要创新性思维，需要调整 研究问题的视角。

　　缺乏创新思维和研究问题的新视角，或者说缺乏新的理论构架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走不出“囚徒困境”的原因之一。一 说到消费不足，就说居民消费不足；一说收入分配不合理，就说初次分配领域问题严重；一说发展服务业，就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等，一直在经济领域打转转， 一直在制度领域转圈圈。

　　应当鼓励在经济之外寻求新的发展方式的思路，并给予足够的重视。新的历史时期，鼓励各个学科积极参与重大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无论对于发展本身还是对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都将是幸事。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9年12月27日刊登了赫德森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商业顾问欧文·施特尔策的一篇文章，题为《贪婪的银行家重惹阶级 斗争之忧》。施特尔策在文中说道，“2009年是经济学家溃败的一年。他们未能预见世界金融体系近乎崩溃的局势发展，自然无助于加强一贯宣称经济学是另一 门科学的骗人说法。它现在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自称他们的模型反映了现实，市场始终按照绝对理性的消费者提供的完美信息运 转，而消费者又受到能够计算平衡量风险的放贷者的迎合。经济学教育机构的学生以及研究以经济行为为基础的文化的学生专心于大量数学计算之中。经济学仍然有 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但是前提是必须由实践者进行重大反思，而且不能代替研读伟大的经济学家的作品的细心读者能够发展的那种有用的常识”。根据我的理 解，施特尔策对经济学的批评也许过于尖锐，但是有两点是值得思考的：一是经济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无比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二是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学 理论，不管是谁的理论，都必须具备经验和事实基础。在经历了这场几十年未曾发生过的危机之后，给其他理论和学科一定的话语权，并与经济学一道来解释这个日 新月异、令人捉摸不定的世界可能会更实际、更恰当一些。公共部门和社会领域的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近几个世纪，特别最近一个世纪公共领域和社会发展 的必然反映。

　　资源分配不合理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

　　在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者们对于现实发展道路的思考甚至是质疑，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以促使我们去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合理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

　 　美国学者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在研究和总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与经验后指出，“市场和政府时时处处都是相互重叠、不可或缺、相互排 斥、并具备生成能力。作为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在政府提供审慎监管的环境中能够获取的最蓬勃的发展，美国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何种程度的 平衡是一个需要由不同国家来确定的一个政治问题”。有类似思想的人不止布莱思一个人。本世纪以来，不少学者都在这个领域展开了探索。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考虑 这类问题的人数不胜数。例如，2006年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Ｌ·弗雷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的《世界是扁平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Ｆｌａｔ）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的《Ｍ型社会》都深入探索了这个问题。在《世界是扁平的》的一书中，托马斯用“扁平” 阐述了当前正在进行着的全球化特点，以及新的技术革命对当代带来的深刻影响。而《Ｍ型社会》则观察世纪之交，日本社会逐渐形成的一种两峰结构：收入高的小 部分人和收入低的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而且两个群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同Ｍ型一般。如果大前研一的《Ｍ型社会》的观察是成立的，那么，有一系 列的问题值得人类回答，而且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核心是围绕着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展开的。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也绕不过这些问题。

　 　政府和市场之间平衡的核心是分配制度及其服务体系的设计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不合理的分配模式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消费不足或没有能力消费，而人数极少 的团体进行奢侈消费。这种消费不足和奢侈消费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也表现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市场机制造成了目前微观结构与宏 观结构的趋同性、雷同性。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进一步讨论。其深层次原因是市场力量缺乏制约，或者人们赋予它绝对的地位。

　 　这场危机之后，我们不能再循规蹈矩，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果从过去30年中国采取的追赶模式以至后来形成的与发达国家雷同的发展来讨论问题，从深层 次上说，中国当前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城乡关系、产业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的调整，而是更加深层次的创新，一种超越发达国家传统模式 的自我探索和自我创新。美国历史学家龙多·卡梅伦已经看到了发达国家问题的症结所在，“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不同个人、社会集团和国家之间的不均衡—是经 济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个问题之所在，就是我们长期追随的经济体制机制。新的发展方式必须对利益分配机制形成新的解释和发展出新的分析框架。在这个 问题上，中国没有先例可循。

　　始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保持清醒认识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除了人口和劳动力总量是根本问题外，造成中国当前消费不足和就业困难的其他问题是，公共领域的消费不足和就业机会缺乏，基层公共领域不发育或者是发育不良，以及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不到位。

　 　形成这种局面理念上的原因，一是对政府改革的方向缺乏明确地认识，尤其是不能把握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内涵。二是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 足。三是夸大市场化的作用，混淆了市场和公共领域的边界，纵容市场跨越边界进入不该进入的公共领域，而不给社会组织足够的发展空间。

　　我在2003年曾经对2010年做出了一个预测，提出了三种情景分析，现在摘录其一：

　 　“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这个过程产生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力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 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我国大多数人民不分地区和城市，不分乡村地都能在发展中获益。技术开发与传播——一方面它将通过技术开发来缩小我国与发 达国家之间技术方面的差距，提高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加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将通过技术开发 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或公共卫生危机，缓解人口和资源压力。经济增长可以广布财源，提高人民收入和福利,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要解决目前存在银行不 良资产和国有企业低效率问题。社会发展是保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及时处理和消除社会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居民的就业，能源和环境的可 持续利用将为我国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并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治理在国际和国内都需要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善治， 即政府在处理国内公共事务和国际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通过积极的制度安排，使国家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内和国际 冲突大幅度减少。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只有少数地区和居民无法从中获益。”

　　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2009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表明中国正在沿着第一种情景前进，即沿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稳步前进。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我依然坚持7年前的观点。只是这里我想把这个愿景再具体化一些：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产生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兴产业 的不断发展壮大来提高综合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还产生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得到全面提升，在提升过程中实现国民 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完善，扩大公共消费和就业，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上述两个过程的核心手段是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的进一步创新。

　 　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不仅仅是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减少对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的干预，更是一个包括人财物等资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按照社会需求合理配置 的问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使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要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必须加速行政体制改革，包括税 收体制改革和人事体制改革。通过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力，而不至于陷于土地财政；通过人事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公共服务需求配置人力 资源，这样也就缓解了就业压力，从而为大中城市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提供更好的宏观环境。

　　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应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有序的基础上，在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范围内，从满足居民的社会需求出发，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消除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发生出发，保 障人民的福祉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鼓励政府、社会组织，甚至包括私人部门处理社会事务，参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社会体制改革 和创新必须考虑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统一。从改革的目标来看，就是如何在社会目标和经济社会目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和协调；从改革行为来说就是如何在各个利 益群体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所以，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还需要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

　　创新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理论创新

　 　当西方国家把中国放在一个世界大国位置，不管是重视也好，捧杀也好，中国都需要清醒。因为，它在过去30年走过的基本是一条追赶的道路。如果它想在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就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有自己的发展理论，一种不同西方于发达国家在起步时所遵循的发展理论，具有21世纪特 征、代表人类新的发展方向的理论。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在理论上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中国走向自己特色道路的理论基础，这是根本性的。仅这一点，就足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智慧。

　　但是，中国理论界，中国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等等，还没有脚踏实地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问题，来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面对发展模式的选择，理论界应当联系实际、与时俱进。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看似正在退去，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回首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痛定思痛，新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更应当是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而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是引进大量新的发展部门，并使原有的部门和新的部门之间协调发展，建立一种平衡关 系，以此来创新资源分配方式。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