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必须转变社会发展方式。设计合理的社会动员机制，塑造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现代社会发展方式的必要组成部分。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需要审视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探索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这个问题主要是要搞清楚哪些社会资源是由市场机制配置，哪些是由志愿机制 动员。市场机制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配置资源最有效方式，它在明晰产权和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边界条件内，最大限度发挥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但决不 能把市场配置资源当作唯一的社会资源动员方式，因为，单纯依靠市场，就会把市场变成市场社会，市场经济将不再是实现人类福祉的手段，而成为人类生活的本 身，那将是人类真正的悲哀。如果说，在市场经济领域，价格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那么，在社会领域，志愿机制是动员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
　　志愿机制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什么机制在激励人们不为报酬资源而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知识贡献给他人；第二，社会如何去建立和完善这个机制，以便动员更多的资源来促进社会进步，而不是仅仅靠政府的动员。
　　如何完善志愿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志愿机制的作用，是完善社会体制的基础性工作。首先，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的根本目的是，在利己主义之外寻找利他主义的 社会环境，并努力促使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并行，以建立支撑当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基础。持续的社会参与源于有力的社会动员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当每一 个志愿者都认为这种活动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利时，他们就会积极地参与。志愿机制也有助于遏制社会组织的营利化趋向。其次，利他主义减缓了财富的分配不公 和社会分化，扩大了公共领域，导致了资源在公共领域配置，还导致了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规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不断壮大。我们似乎看到，政府在 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一个中间角色。一方面，它介入了市场领域；另一方面，它又介入了社会领域。而它介入社会领域主要是通过公共服务的管制和供给来实现的。在 这个意义上，政府又是超越公共领域的。利他主义曾是一个被遗弃的阶段性问题。但资本主义被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时候，稻圣和夫（DDI电信创始人）认为利 他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伦理规范，也正是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正与利他主义这种资本传统被人们遗弃有关。 现在人们重拾利他主义，说明了资本主义伦理已经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人类需要参与社会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相互的需要。志愿服务体现了一种基本 的社会关系，它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福祉都至关重要。人类共同体的核心是价值分享体系。分享和竞争都是人类重要的价值要素，它们分别支撑着不同的人类行为， 并构成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基础。

　　培育志愿机制，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 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生活。一方面，通过这种参与来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另 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志愿机制的社会基础是社会共 同体，诸如家庭。家庭是建立在个人相互亲密熟悉基础上的，感情、习惯、理解和传统习俗使人们可以成为生活共同体。家族也是如此。家庭是不能完全用市场或者 经济理论来解释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发现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不同，在谈到当时实行的保甲制度，费孝通提出：“生活上相互依赖的单位性质和 范围却守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我们不能硬派一个人进入一个家庭凑足一定的数目。同样的地方团体有它的完整性。保甲都是以人数来规定的， 而且力求一律化的。”反思历史，从历史上的保甲制度，到解放后的人民公社，再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社区建设，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单元相对独立，可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政府组织社会活动，若是不贴近人民的生活，其效果则会是事倍功半的。
　　培育志愿机制，还需要提升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当人们仅仅把中产阶级视为具有相当购买力水平的富裕群体，而不需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和具备一定公共意义的社会成员，这至少说明，社会生活还没有提到议事议 程，形成以利他主义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任重道远。在个人主义被无限放大的社会，背后隐藏着恐惧、焦虑、郁闷，自重、自强、感恩、珍惜荡然无存，个 体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群体，这是怎样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家园？要改善如此这般的内心世界，重建以社群意志作为和睦基础的精神家园。在现代社会，社群的意志 通过行为准则、民主、公众舆论、法律、法规公正无误地表达出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机勃勃、真正持久的共同体生活才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