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生于1928年，浙江嵊县（今嵊州市）桃源乡人。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是当地首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1942年日寇侵犯浙东，老师时年14 岁，随母亲躲避至深山，家中在甘霖镇的房屋被焚烧一空。老师回忆说：“这次逃难，山农的善良，山村风光之优美，与邻人的相识，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 象。”次年母亲忧愤成疾病逝后，老师作为家中长子，与姐姐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长途跋涉，赴西南与父亲相会。旅行很艰辛劳累，伴有风险，但也有趣事。据老 师回忆，途中有一段路是搭乘运货车队，同行者有一军人，人称傅营长；另有一位钱女士，被私下谑称为“金勾勾（戈戈）”。某日，金勾勾问傅：“副营长，你贵 姓？”引得傅和众人大笑。

经浙南、闽北、江西、湖南、广西辗转抵贵阳后，王老师在大夏大学附中读高一，受时局刺激，在填写学习志向时，选择了“边疆屯垦”。因日寇侵黔，曾避走湄 潭、遵义，辍学半年多。1945年独自赴重庆求学。抗战胜利后，老师搭木船顺流赴南京，间隙时上岸观光。船行至白帝城陷入漩涡，船的女主人吓得不停地向江 中洒米作揖，船夫在船老大皮鞭猛抽下死命划船，挣扎十余分钟才脱险。据老师讲，幸亏是新船，若是旧船早就散架了，谁也活不成。

这段动荡年月的特殊经历，使王老师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有了较多的体验和感悟。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现实社会的了解和思索对解读历史大有裨益，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

不过，王老师起初所学的并不是历史专业。1947年高中毕业后，老师先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学的是社会学，仅在课余随周予 同教授学习过历史。1951年大学毕业前夕，读到罗尔纲前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开始对太平天国史产生兴趣。被分配到北京后，老师先在中宣部 干训班学习，期满后分到理论宣传处工作，研究太平天国史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1956年，史学界围绕李秀成供词（时称“自述”）的真伪展开大讨论。老师 对此十分关注，经人介绍，拜访了荣孟源研究员，以及心仪已久的罗尔纲前辈。罗老运用书家八法理论，说明李秀成供词确系真迹。他强调：做研究，一定要寻根问 底；说李秀成自述非亲笔，经过了法医的鉴定——如果是人命官司，司法鉴定如此，岂不误大事！王老师在回忆时感慨地说：“罗老师的诚恳、朴素，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他在这一研究中所给予我的研究历史必须认真彻底、寻根究底的教育，是使我得益无穷的。”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起伏，本职工作尚难有所建树，业余研究更是时断时续。1858年初，王老师与同事下放河北定县，亲历了亩产“放卫星”、大炼钢铁等事。 据老师回忆，这年秋冬，他们这些下放干部参加搞运动，有村民反映所在大队的支部书记有问题。当时农村搞大跃进，村民们昼夜“鏖战”，某晚有人向书记汇报大 家饿了，要食堂给些吃的。他正在喝酒，一边把一块肉送到嘴边，一边说：才多大一会儿，就饿了？于是下放干部整了他一阵，但下放干部一走，他也就没事了。那 时搞大食堂，要各户把粮食拿出来，大家吃食堂，但农户大都私藏些粮食，下放干部就会搜。一次老师等三人来到一户农家，用铁棍敲地面，发觉某处声音不对，判 定地下藏有粮食，户主顿时吓得面如土色。老师说，这件事他后来很后悔。

1958年末回京后，王老师调入《新建设》杂志社，负责历史编辑组，从此与史学研究有了更多更直接的联系。1964年写出十万字的《石达开》书稿，但在排 印出校样后，恰逢国内兴起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出版遂告中止。“文革”后期，被借调到《文物》杂志社。1978年1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从此由太平天国史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老师自己戏言）变成了正规军。老师说，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业余兴趣成为专业兴趣，这是有利条件，但同时 也遇到某种考验——二三十年来在各种本职工作中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写的作品，与近代史研究所无关了，其基础仅有过去的业余兴趣所积累的一点成绩。这点 成绩和基础与长期的专业研究者相比自然是薄弱的，但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毕竟包括了许多有普遍性的知识和经验，需要各种社会科学的知识，尤其需要有理论思维 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步入新时期后，举国万象更新，王老师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厚积薄发，相继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七八篇重要论文，产生了较大影 响。接着，1985年出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一书，次年编注出版《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后又续有新书问世，如《太平天 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编著，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影 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编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另撰刊论文数十篇。基于在学术研究上的建树，老师于1983年晋升研究员，随后担任博士生导 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学部，被推选为首批荣誉学部委员。

王老师治学，十分重视创新性研究，重视文章的思想性，侧重研究以往未曾或较少涉及的问题，或是对老问题提出新见解。《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是老师 研究太平天国的一篇重要论文，以连载形式刊《历史研究》1979年第八、第九期。该文从分析洪秀全的著作和活动入手，对洪在金田起义以前的思想发展过程作 了有说服力的新解析，并对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这一长期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如果相信洪秀全已 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同年5 月，老师带着该文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被罗尔纲前辈喻作“向讨论会投掷了重磅炸弹”。论文发表后，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国内几种较 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吸收了其主要论点。1979年美国明清史学者访华团在《中国的明清史研究》专刊中详细介绍了该文；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 （Charles Curwen）教授将之全文翻译，刊1981年春季号《译丛》（Rendition）。

王老师曾表示：“我的论文和书籍的学术评价，自有待同行研判。我自信所坚持的一条是，不炒剩饭，必须是对新的问题的研究，这是主要的。”《太平天国的历史 和思想》一书计发行13000册，内容主要包括太平天国的思想、宗教研究和史事考订，大多涉及太平天http://www.bjqx.org.cn/qxweb/admin_main_zjk.mspx?url=admin_login_zjk.aspx

此外，王老师还做了大量学术组织工作。1978年参与筹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1981年担任会长。除组织学术讨论、交流外，研究会的另一经常性工作 是编印《太平天国研究通讯》，前后40多期，基本上由老师承担。老师还主编《太平天国学刊》五辑、《太平天国史译丛》三辑，均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学 刊》是国内权威性的太平天国研究专业刊物，成为反映该领域研究成果及动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两种刊物后来因经费问题而停刊，老师为此颇有些无奈和怅然。

十分重视挖掘、利用第一手资料是王老师治学的另一特点。在搜访、整理太平天国文献及相关史料方面，老师有着特殊贡献。太平天国败亡后，其书籍、文书被毁殆 尽，所幸仍有不少被带到海外，得以保存下来。民国年间，程演生、萧一山、王重民等学者在欧洲搜访并带回大批太平天国文献。王老师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海外搜 访太平天国文献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1983年起，老师历在美、英、德、法、日、俄等国和香港、台湾等地留意搜访，共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 43种240册、文书百余件，其中多有前人所未知未见者，内以1984年在英国图书馆寻访到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最为珍贵。杨秀清、萧朝贵各以天 父、天兄下凡名义所传“圣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指示。这两种文献经老师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一书公布后，为破解长期聚讼未决的一些历史疑案提供了有力依 据，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除刊布经过整理的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外， 还结合文献进行相关史事考释，并对太平天国印书制度及其演变等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共编辑影印为前人影印集所无的八种印书、四 种文书，具有很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每种文献之首均附有“题注”，逐一交代了其收藏地点、形制和格式，并对其要旨、史料价值等作了若干说明或考订。英国图 书馆中国收藏部主任吴芳思（Francis Wood）博士在该书前言中说：在英国图书馆，敦煌文书、《永乐大典》散存卷册为中西学者所重视，而太平天国文献则被低估；如果没有王庆成教授的学术经 验，其中有些文献，特别是残缺的《天父圣旨》，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

王老师在编纂文献史料上还做了其他一些工作。1982年，参与编辑出版《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计辑录215件史料，包括一批新近 在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2004年，由罗尔纲前辈与王老师共同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计10册352 万字，分为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三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刊布和未刊的新资料的集大成者。受市场经济冲击和编译工作的掣肘，这部大 型资料集从编纂到出版，前后历时逾20年，其过程颇为曲折。罗老及其他几位参与该项目的学者相继辞世后，王老师知难而上，整合、主持编审全部资料并出面联 系新的出版社，使书稿最终得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