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大学毕业时，我被免试推荐到祁龙威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迄今刚好20年。师门沐恩20载，感慨良多。今年恰逢祁先生执教暨学术研究60周年，借此机会略抒胸臆，颇感欣慰。

以考证治史是祁先生的主要治学风格，也是他学术体系的精髓所在，由此折射出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如戴逸教授所言，“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 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故而他运用考证方法治中国 近代史，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考证学集林》序）。在60年的学术生涯中，祁先生著述甚丰，并在学科建设上有所建树。例 如，20世纪50年代撰刊《从“报恩牌坊碑序”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及时指出学术界存在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背离了考证学“实 事求是”的原则，引起不小反响；主持搜集50余万言的文献、文物和口碑资料，编成《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倡导、组织扬州学派研究，推动建设太平天国文 献学，等等。在重视考据的同时，祁先生又强调不能为考据而考据，钻牛角尖。20世纪70年代末，他借鉴清儒戴震“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之法，撰刊 《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一文，对史学界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推行人人平等的纲领性文件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与《从“报恩牌坊碑序”略 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样，均是从小处入手，由此引出涉及治乱兴亡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是在长期以考证治史的基础上，祁先生于2003年由广陵书社推出《考证学集林》一书，从理论的高度，对考证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 并对考证学的概念、方法与准则作了深入阐释，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例如，该书逐一分析了乾嘉学派、胡适在运用考证方法上的贡献和局限性，指出只有在唯物史 观与考证学相结合后，考证学才跨上了更高峰，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矛盾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法则取代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 则，重新表述学者在从事“校勘”、“辨伪”、“考异”等工作中的思维发展程序，即发现矛盾，充分揭露矛盾，并使用归纳比较法最终解决矛盾；二是不再受静 止、孤立、片面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为克服钻牛角尖、就事论事、割断因果等弊病提供依据。祁先生强调，考证重在证据，只有证据确凿，才能作出结论，因 此，考证学的准则是“言必有据”，而不能凭传闻，凭记忆，凭印象。关于如何运用考证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服务，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必先建设目录 学；（二）继续发展辨伪学（辨伪书，辨伪物）；（三）辨误（辨笔记资料之误，辨社会传说之误）；（四）利用人证；（五）重视调查访问的资料；（六）清理历 法；（七）熟悉制度与地理。目前，先生正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朴学志》项目，可谓众望所归。

考证固然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但却是不可替代和超越的一种方法。求真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务；没有了考证，也就没有信史可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目 前考证方法的运用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不少青年学人，对考证学缺乏兴趣和认识，国学基础越来越薄弱，一味热衷于学习甚至照搬西方的理论 和方法，囫囵吞枣，急功近利。其实，考证是东西方治史的共同法则。新方法的运用不等于标新立异，同样需要以考证工作为基础，否则便是舍本逐末，所得出的结 论就难免会流于空泛甚至荒诞，更谈不上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至于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等种种浮夸现象，则从根本上背离了考证学“打破砂 锅纹（问）到底”的严苛精神。就此而论，《考证学集林》一书的出版可谓十分及时和重要。它给予我们的启示已不单纯局限于考证学本身。

当年在扬州求学期间，祁先生训练我们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给我们讲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文献，讲如何进行史料辨伪、史实考异，讲太 平天国史学史，重点引导我们探讨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祁先生还专门给我讲过音韵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见我听得如堕五里雾中，才只好打住。“功底”、“根柢” 是祁先生平素对我们反复强调、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在扬三年，是我学术道路的起点，为我日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使我受益非浅。饮水思源，时常 会对祁先生产生一种感念之情。如今，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重视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并把《考证学集林》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只是自忖在考证学方面仍是个门 外汉，有负祁先生的厚望，不免深感汗颜。

祁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单是治学，还包括如何做人做事。他古道热肠，待人谦和热情，乐于助人，因而人缘很好，大家都亲切地尊称他为“祁先生”。 作为及门弟子，我们对此感受很深。记得在大学毕业前夕初次拜见祁先生返校后，某日意外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刊物，封面上赫然题写“赠春涛吾弟”数字。惶恐之 余，内心对祁先生平添了几分敬意和亲近感。来扬以后，祁先生在耳提面命的同时，对我们嘘寒问暖，从各个方面关心我们。闲暇时，祁先生经常带我们几个年轻人 一同散步、洗澡、逛书店，或是去九三学社扬州市委会办公室——先生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扬州市委主委。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他给我们讲学界掌故，讲他的 老师金松岑、表兄杨无涯的文人风骨和民族气节，讲他对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的敬重之情以及与他们的交往，等等，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影响。 1986年，祁先生还带华国梁师兄和我一同到北京，拜访了罗尔纲等史学名宿。总之，在扬三年，如坐春风，给我留下了一份温馨的回忆。

1988年我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乃至留京工作后，祁先生仍不时与我通话、通信。即便后来旅居美国、澳大利亚期间，祁先生仍与我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给予我 指导、勉励和关怀。1999年11月9日来信有云：“……我更预期二十一世纪的我国史坛乃是唯物论与爱国主义并存的局面。愿吾弟留意于此，转向通论，勿局 限于觅新史料作专题研究，则成业更未可量矣。”同年11月25日来信亦谆谆教诲道：“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潮流，自有其历史背景。……深愿贤弟留意于此，对大 部头史料，如《档案史料》（指总计26册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引者按）、胡曾左李等全集，下巨大功夫，在深厚的基础上，求其会通，写出一部 新的太平天国史来。这才是对老一代史学的新发展。”2000年11月6日，祁先生在澳洲来函勉励我说：“日前，友人将你于五月中刊登于《北京日报》关于李 秀成评价一文复印寄来。甚喜文笔比前老练多了，对问题也说清楚了。”每次读到先生的手札，我都倍感亲切。这种师生感情成为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之一。

从1992年起，我先后写了两本专著，每次祁先生都慨然赐序。一个半月前，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被确定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 丛刊》，我再度请祁先生写序。由于交稿时间紧，考虑到先生已年过八旬，事前不免有些踌躇和忐忑。孰料先生不仅欣然允诺，还搁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就亲笔写出 2500字的序寄来，事后还多次来电话询问是否已收到，感人至深。

成为祁先生入门弟子的20年，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年。祁先生生于1922年，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神州巨变，其拳拳爱国之心不时溢于言 表。1996年春节，先生在美国匹兹堡赋诗一首曰：“异国逢春节，神飞到故乡。拥书忘岁迈，对酒庆年康。冰雪终成水，乾坤正换装。和风随暖日，吹绿大江 旁。”2000年9月19日在悉尼写给我的一信中，先生又表示：“1991年去美国，感兴趣的是搜史料。1994年再去美国，兴趣转向探讨方法，于是有 《考证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与考证学》等成果。此番到澳，兴趣又向往哲理，总想如何在文化上促进祖国富强。”2001年7月中国共产党80华诞之 时，先生在扬州赋诗慨叹道：“八十年前事，生民水火中。群英谋国是，建党起东风。帷幄功收效，江河血染红。永垂千古迹，青史赞愚公。”对于祖国统一大业， 先生也十分关注，曾于1997年5月在南京作《静海寺感赋寄台湾友人》一诗：“举国腾欢日，南天一岛还。莫忘清季辱，牢记白门哀。永息内争祸，严防外侮 灾。匹夫同有责，共筑太平台。”这种情怀很有感染力。

身处北国，我时常会想起扬州，想起绿杨城的二分明月，古运河的旖旎神韵，大明寺的暮鼓晨钟，瘦西湖的长堤春柳，想起曾经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更会想起我的恩师祁先生。因为有了祁先生，当代扬州增添了几分人文底蕴。这是扬州城的荣幸，同样也是我们弟子们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