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宗虎是我的师弟，一年多前驾鹤归仙。写篇文章寄托哀思的念头已积蓄很久，但迟迟未能动笔，主要是因为这个题目过于沉重，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灵体验痛苦的过程。

宗虎在学术研究上很有潜力，读书期间在《历史研究》发表《社会史浅论》一文，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路径等提出新见解，引起学界关注；其博士学位论文《南通 现代化：1895～1938》被收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不过，1995年毕业时，宗虎没有选择留下来做研究，而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去了民政部。他解 释说，史学研究固然很有意义，但毕竟是坐在书斋里搞研究，研究成果之影响所及，包括偶有商榷，大体不脱史学圈子，与现实离得较远；另一个原因是社科院收入 低，难以解决住房等问题——我留所后，一度连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工作与生活都局促在与左邻右舍不隔音、靠近食堂和木工间的八平方米小屋，而且一住就是五 年。这使师弟们望而却步，无意重蹈覆辙。

我们师兄弟之间关系很亲近，虽然平时大家都很忙，但一直保持着联系；尤其是在京工作的几个人，每年都搞聚会——老师、师母从美国回国后的师生聚会以及每年 元旦前后的聚会，已成雷打不动的惯例。大家相见甚欢，谈兴甚浓，分手时通常会约好下次聚会的大体时间。聚会成为一种愉悦的体验和期待。

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大家都很努力。其中，宗虎从收发文件报纸、打水扫地的内勤干起，逐渐崭露头角，做过部长秘书，随后担任某处处长。在周围人都看好 他的时候，宗虎自己并没有安于现状。一次他对我说，在机关工作主要熬资历，部里一些司局级干部退下来后，没人理了，无所事事，一下子感到很失落，成天眼睛 盯着天花板发呆，甚至为争着做居委会主任而闹得不亦乐乎；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所以有些踌躇，觉得去大学教书未尝不是一种选择，至少退下来 后可以继续做研究，不会那么空虚。不过，宗虎很快就调整好心态，见面谈到对民政政策理论的思考时神采飞扬。2002年12月，他被任命为民政部办公厅副主 任。同月27日聚会时，大家向他道贺。而当天宗虎的话并不多，吐词有点不清晰，脸上还偶或掠过一丝忧郁神情，但大家当时对这些细节都没有太留意。

次年2月22日上午，为到机场接回国的老师、师母一事，我打电话给宗虎，得知他去了医院拍CT片，这才联想起近来通话时他的吐词依旧含混，当时以为是长期 患感冒的缘故。宗虎妻子相告，去年3月宗虎因家中亲人去世而受到很大刺激，血压骤然居高不下，随后又出现嗓子不适、手臂麻木等症状，经再三劝说才去查身 体，迄未发现异常，所以又去拍片。当晚，宗虎回电话。我劝他安心休息，不用去机场了。大家平日都像上紧发条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工作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工 作，工作似乎成为生活的全部内容，鲜有休息的意识和机会。因此我认为他是因劳累过度所致，只需稍事休息便可康复。

翌日黄昏，宗虎下班后还是赶到了我住处。我到喧闹的马路边相迎，远远看到宗虎那熟悉、略显疲惫的身影，见面后彼此都有点兴奋。在去机场的路上，他讲了自己 近况，其中谈到年前坐火车返乡，在往行李架放箱子时突然右手发软，箱子差点掉下来。我宽慰他说，既然体验没有查出问题，应当不碍事。他说，病肯定是有的， 只是没有查出来，但估计不会是什么大病。不数日，得知宗虎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并无异常，但症状没有减缓，目前正在做理疗。

后来从宗虎所写的《罹难记》一文中了解到，由于着急上班，他在排队等候CT片时希望加塞，一位女同志很随意地说了句“都病到这来了,还操心上班呢?”使他 一时僵在那里，陡然意识到工作了这么多年，身体问题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思考的范围，年近40，是该认真注意生活方式了。宗虎写道：“真的，从那一刻起，我一 直为工作而焦躁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以至于从此以后，格外注意有关生活与工作关系的种种说法。所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8小时的努力是为了16小时的舒坦时, 被感动得涕泪滂沱；当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健康，你福大’的广告词时，都会一次次的热泪盈眶。”

3月19日，心里不踏实的宗虎又挂了专家门诊。大夫稍事检查后，建议去做肌电图，并在病历上写下“ALS?”字样。看到大夫神秘兮兮的样子，宗虎预感到不 妙，赶紧上网查阅，得知ALS是英文缩写，中文全称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又称运动神经元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与癌症、艾滋病等并列的当今五 大绝症之一，其特点是运动神经元受到损伤，患者的大脑虽始终不受影响，但会逐渐全身瘫痪并丧失吞咽和语言功能，最后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近年来我国该病发病 率已超过十万分之一，患者存活期通常为二至五年。了解到这些信息，宗虎顿时有一种窒息感。24日一早，他带着肌电图检查报告去见大夫，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但仍指望对方会作出令人乐观的解释或诊断。谁知大夫只看了一眼，轻声说句“就是了”，便不再言语。宗虎有气无力地问：“还能活几年？”“一般2至5年，也 有超过10年的。”“锻炼或加强营养行吗？”“没用。”“真的没有办法？”“听说有一种肌生注射液，不知管用不。”大夫接着用让人听了直冒冷汗的肯定语气 说：“回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后期想吃什么都吃不了了，只能吃些流食。”

25日从王老师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于当晚与宗虎通电话。他很平静地讲述了诊断经过。我提出过来与他聊聊，被他婉拒。王老师赶紧联系国内外亲友，四处打听 治疗办法，并叮嘱我们尽力安慰、帮助宗虎。而我们所能做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使他不感到孤独，再就是默默为他祈祷，希望医学很快能有大的突破。

宗虎是坚强的，也从不缺乏自信。病情被诊断后，其症状似乎也突然加重：肌肉开始震颤，严重时难以入睡；手臂活动不自如，甚至走路有点发飘。面对突如其来的 灾难，在京城闹起“非典”的情况下，宗虎一边继续照常工作，一边积极求治。他认为，既然英国人霍金患上此病后已正常生活40年，并且成为当今最有成就的物 理学家，那么，自己至少还可以正常工作若干年，即使不能做行政工作，仍可以继续从事感兴趣的社会政策研究。当然，宗虎也颇为困惑和不甘：为什么十万分之一 的彩票中奖历来与我无缘，这十万分之一的灾难却与自己不期而遇？……

抱着通过治疗有可能痊愈的信念，宗虎多方寻医问药，开始了曲折、痛苦的治疗过程。

同年6月底，宗虎住进某医院接受手术。据介绍，从人体胚胎干细胞中分离出来的溴鞘细胞对运动神经元病的有效率几乎百分之百，只要每隔一段时间视病情发展做 一次溴鞘细胞移植,就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严重恶化。这使宗虎对这次手术充满了期待，满心希望术后能尽快上班。住院前向单位请假时，领导开玩笑地说了句“可 不要从民政工作者变成民政对象”，不意竟一语成谶——宗虎因手术造成右侧身体偏瘫，术后上班的希望破灭，被转入康复中心，24小时需要有人陪护，生活质量 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我和穆益斌兄去看望他。宗虎憔悴了许多，坐卧起身比较吃力。我们内心泛起阵阵酸楚：这还是过去那个虎虎生气的宗虎吗？

虽然初次求治便告失败，但宗虎并没有丧失信心。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从大学教授到民间名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包括某教授长达十个月的针灸，藏医的梅花 针，江苏某中医的电针，汉中某中医所开的中药，乃至服用马钱子，吃生猪肉，以及脊髓穿刺，皮下注射B12，长期滴注头孢类消炎药，等等。宗虎为此承受了难 以想象、无法言喻的痛苦, 每一次治疗都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但最终都大失所望。随着对中医治疗逐渐失望，宗虎又尝试西医疗法：服用美国生产的全球唯一专门治疗该病的药物利噜唑，到南 京某医院做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然而，利噜唑的药效只是延长患者生命几个月，服用后毫无效果，而且太贵，只好放弃；干细胞移植后，短期内对吞咽功能有明显 改善，但时间一长便又恢复如初。

为了延缓病情的发展，宗虎还坚持锻炼，指望锻炼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手术前，每天早中晚各快走20分钟，连续两个多月从未间断。偏瘫后，几乎把吃饭睡觉 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锻炼上，每天坚持行走，摔倒后爬起来继续颤巍巍地向前挪动；后在中医建议下开始练气功，从放松功到静守丹田，每次一个半小时,早晚各一 次。出院寄住在西安妹妹家后，锻炼几乎达到自虐的程度：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洗漱、洗冷水澡后再走到楼下，4点半气功，6点后到公园行走两小时，晚上10 点再做一次气功。如此坚持了半年，症状仍呈加重趋势。新接手的中医认为，此病不能锻炼，好比手里有五分钱，用一分则少一分,锻炼等于自求早死。于是，锻炼 也以失败告终。

对宗虎来说，现实过于残酷：行走一天比一天困难，双手活动越来越受限，吞咽越来越吃力，能听懂他说话的人越来越少。2003年12月亲手发出最后一份电子 邮件；2004年4月亲手发出最后一则手机短信，6月起不能去户外走动，8月起需要别人喂饭，12月开始只能躺着吃饭说话，自此从偏瘫变成了全瘫。在心理 上，一次次的失望也最终累积成绝望。宗虎在《罹难记》中写道：“2005年9月13日，我蜷缩在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痛苦地瞪着眼珠，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因为此时，我已经用尽了能够听到想到的一切对付办法，结果是毫无起色。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将以加速度奔向八宝山的某个黑匣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