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迄今的一个多世纪是一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历史分期上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属于近代史，此后属于 现（当）代史。从社会性质上讲，中国先是从封建社会蜕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跌入深渊，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经过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在20世纪中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此踏上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征程。关于这段 历史的发展轨迹和梗概，已是人所周知。本文着重就如何认识这段历史以及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谈点一得之见。

 

一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国一直饱受外国入侵和蹂躏，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粗暴侵犯，国内政局动荡，国力衰 微，民生凋敝。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有两种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主要 有两个，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反帝反封建，二是实现国家富强、改变积弱积贫的处境，前一项任务是后一项任务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从太平天国农民运 动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各种政治力量曾不同程度、各有侧重地试图解决或触及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但均告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 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意义非凡，但无数仁人志士的头颅最终仅换来一个假“共和”，故孙中山先生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 说。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软弱，无力承担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于是，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最终落到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 民主主义革命。无论是巴黎公社革命，还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起的。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但若从 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算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也已搞了40多年。而中国是农业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其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 意味着中国革命无法也不能照搬现成的模式，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一是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应 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依靠力量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怎样搞建设的问题。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庄严地宣告：“我们 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至1956年是一个过渡时期。通过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以及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新时代。如何在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 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又一个崭新课题和巨大挑战，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可寻，完全要靠自己去摸索。我们 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包括“两弹一 星”那样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极左思潮泛滥，我们也走了不少弯路，包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曲折，耽误了不少时间。

 

在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完成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展开、从经济领域入手的，然后再转为城市改革，转为综合性的改革。作为社 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理论创新受到空前重视，有力地推动了实践创新，成为改革不断走向深入的标志：1982年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思想；1987年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1997年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十六大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 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至今，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未间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路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深入的过程，是中国崛起和腾飞的过程。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引起世界的瞩目。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中国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只有科学地回顾、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走向未来。在认识、评价鸦片战争至今这160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时，有两种倾向需要加以注意：一是对近代 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和否定，二是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近28年来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和否定。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历史虚无主义。

 

近代史研究中翻案文章之多、翻案风气之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某些媒体、某些文艺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这股风气有欲罢不能之势。越来越多不同专业的学 者、不同职业的人群对近代史感兴趣，参与研讨，这本身是件好事，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推动了研究。问题是有些人无视历史研究的严谨和严肃，对史料、史实和学 术史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却打着学术创新、正本清源的幌子，随意地戏说、杂谈，使原本清晰的历史变模糊了，一些是非问题被混淆或颠倒了。 例如，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血腥、罪恶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被轻描淡写地描述成牧歌式的西方文明输入史。再比如，有人肯定改 良，否定一切暴力革命，提出要“告别革命”。言下之意，中国只要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实现现代化，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均 属多余。也有人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为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呼遗憾。其实，中国不是没有尝试过这条路，但事实证明此路不通。戊戌变法想搞君主 立宪，但慈禧一声吆喝，仅搞了103天的维新便告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身首异处。民国初年，中国煞有介事地移植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设国会、搞多党竞选， 但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福音：宋教仁因为主张成立责任内阁而遭袁世凯暗杀，接着便发生了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和曹锟贿选等丑剧，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 境地。至于1927年后的历史，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言。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并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在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界很推崇日本模式、日本经 验，但日本却是近代加害中国最深的一个国家。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胜国，但两次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战胜国的体面，不幸成为大国政治搏弈和利益瓜分的 牺牲品。正如毛泽东一针见血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 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残酷的事实证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中国，不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中国的出路在于反帝反封建，在于搞新民主主义革 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在风雨如晦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付出了惨痛代价，作出了巨大牺牲，这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中国引向了光明的前途。说 这条路走错了，实属虚妄之言。

 

某些人质疑和否定近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其主旨是质疑和否定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必搞，这条路走错了，那么，随后走社会主 义道路也走错了。关于建国50多年来的评价，主要聚焦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一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历史，二是如何评价 近28年来的改革开放史。

 

关于前一个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科学阐释。这份历史性文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 针对当时认为毛泽东有严重的个人品质问题、主张否定毛泽东的声音，邓小平坚持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强调看问 题要实事求是，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郑重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 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不能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 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摸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意见的正确性、重要性，所体现出的政治眼光和智慧，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当然，杂音、噪音还是有的，但终究不成气候，全党全国人民在 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统一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他起初主张向苏联学习，认为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但很快就意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经 验，提出要摸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借鉴苏联发展经验和教训、客观分析国内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基础上，毛泽东相继于1956年、1957年发表《论十大 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强调 社会主义建设要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等。 可惜随着指导思想发生错误，这种探索后来中断了。在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要向外国学习，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不过，在冷战背景下，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西方的包围、封锁和战争威胁，后来就连苏联也加入对我国进行核讹诈的行列，客观 上并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外事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突出体现在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实现尼克松访华 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后的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薄一波也认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而成于邓”。这些都是合乎实际的评价。

 

关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人们对开放鲜有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改革的评判上。近20多年来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变革之一。我们党带领人民经 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考验，披荆斩棘，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目前正在向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2005年，我国GDP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与英国、法国已在伯仲 之间，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8537亿美元，已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一个多 世纪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个愿望和梦想，而现在，我们越来越接近了这个目标。当然，在探索中前进和发展，难免会出现一些曲折和问题。随着 改革不断深入，新问题新矛盾仍将会层见叠出，而且出现的周期可能会越来越短。对此，我们党一直保持着清醒认识，并且始终致力于妥善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某 种意义上讲，一部改革开放史，也就是一部不断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历史。改革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终究是主流、是第一 位的。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楚。近十余年来，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发展态势主要有两种判断，分别是“中国威 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评判从字义上看完全相反，但实际上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你日趋强大了，别人产生了心理压力，便硬说你构成了“威胁”；因 为不希望你强大起来，所以就诅咒你好景不长，迟早要“崩溃”。别人视我们为潜在的主要对手，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实力的一种印证。随着拉美地区因为推行新自由 主义而饱尝苦果、重重碰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反思、质疑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西方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表示关注和赞许。就连 西方也不得不重新打量中国，以往是一味诋毁中伤，现在则开始涉猎带有理性的研究，试图破解中国成功的奥秘。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由此揭开了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广泛讨论“中国模式”的序幕。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这 么大的关注。

 

如何评价中国在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道路，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因为以虚无主义态度来解读这段历史的人本身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含糊不得。

二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发展道路，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中国处境险恶，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寻求发展的先决条件。党的八大以后，由于 “左”的思潮的干扰、工作重心的偏差，以及国际环境不利一面的影响，我们延缓了发展步伐，耽误了不少时间。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我们 党果断地转移工作重心，加上国际大环境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两大主题，我们这才真正有了一个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相对有利环境。发展对任何一个国 家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东方大国来说，发展更具有一种紧迫性。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没有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邓小平再 三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其寓意也就在此。

 

一方面，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近代史昭示了这个深刻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至今仍没有过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已发生不小变化，但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以强权压制公理的本性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绕开联合国用武力颠覆伊拉克政权并对该国实施军事占领，便是一例。我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现香港、澳门 回归，说到底是自身的实力在起作用。只有拥有了实力，人家才会忌惮你、尊重你，否则就会被人欺侮和宰割，就会丧失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通过发展才能体现出来。正如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用半个多世纪的 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体现，但体现得还不够充分。应当看到，目前“西强我弱”的总 体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我们说话的分量不够，说服力还不够强。国内有些人之所以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不够坚定，与此不无关系。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我 们埋头苦干，真正把中国建设好了，赶上乃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不用我们多费口舌，世界上赞成、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也会一天天地多起来。

 

改革开放28年来，我们党坚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排除一切干扰，带领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才使中国拥有了今天的国际地位和综合 国力。这20多年是近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绝无仅有的黄金发展期，局面来之不易。党的十六大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总结出十条基本经验，其一便是“坚持稳 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曾经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他还说，“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 本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目前的局面，自觉地维护稳定，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创造前提。要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前进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坚持用发 展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谈到发展，首先要解决走什么发展道路的问题，而且发展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邓小平说得好：“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其中 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均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它 们无疑都具有中国特色，其中的不少内容同时还具有普遍意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些都是搞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根据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因此，概括地 说，所谓“中国特色”主要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最具中国特色、为中国所独有的东西，是当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发明创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这就为党一切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执行正确 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有助于克服超越阶段发展的弊病。与之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中国不能超越商品经济 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4年来的实践证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 子是对的，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提高了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毋庸讳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于是，有人担心照此发展下去，改革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前一段 时间理论界学术界围绕改革所展开的争论主要由此而引发。 据各方的公开观点分析，大家在坚持改革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争论主要聚焦在改革道路、改革方向上。其实，只要我们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进行改革，就 应该大胆地去实践，不必缩手缩脚，不必纠缠于孰“左”孰右、姓“资”姓“社”的争论。当然，既然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市场经济，那就必须坚持公有制占 主体、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与这两大原则相关联的是国企改革和两极分化问题，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棘手最紧迫的问题。

 

如何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底线是什么？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些具体的重大问题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以便达成共识，推动问题的解决。 的确，严重的两极分化等现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姓“社”，当然不能也不会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 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 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发挥各自优势、扬长补短的结合。一方面，通过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来改变过去那种缺乏活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具体地说，建立完善的国 家宏观调控体系，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避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处理好先富与后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使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避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的泛滥，等等。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命意之一， 正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

 

很显然，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等现象，不能说明我们搞市场经济搞错了，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释 放的缘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有信心能够逐步地、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同时坚持 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重新回到搞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老路上 去，同时又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陷阱，警惕不要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自由化、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经济私有化倾向。前一条路不得人心，如果走回头路，出现的问 题肯定远比现在更多更严重；后一条路同样也会葬送我们的事业。总之，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特征、原则等，我们党的态度是明确的，思路是清晰的。只 要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我们的大方向就不会错，即便在实际操作层面出现一些误差，也容易纠正过来。

 

还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本义是除旧布新，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倘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改革也就成了镜花水月。在改革开放的伟大 历程中，我们党正确把握和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相继推 出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高度重视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新的重大战略思 想，强调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 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标志着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理论创新推动了实践创新，实 践创新又反过来促进了理论创新，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改革进程向前发展。

 

立足国情，立足当代，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所反复印证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奋发图强意识

 

从历史上看，今天的中国无疑处在自鸦片战争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目前的总体形势用“风景这边独好”来形容是恰当的。局面来之不易，而延续这个局面更加不易。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差距和不足，决不能沾沾自喜，变得飘飘然。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拥有13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预计2033年前后将达到15亿左 右。生产力欠发达，人口众多，仍是我们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的基本国情。我国GDP总量虽然排在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仅1700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 的五分之一，排在100位左右。正如温家宝所言，再大的数字，除以13亿人，就很小了。目前全国城乡还有几千万生活困难人口。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 走”战略的第三步目标，使我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过，事实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 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 。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向三千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我们拥有许多有利条件有利因 素，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简略地说，除上文提到的国企改革、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问题外，还包括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社会经济成分、 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给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提出了新课题，而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多样化，也使处理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越 来越大，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党内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社会上有关政治上搞多党制、经济上搞私有化、意识形态上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鼓噪远未销声匿迹； 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再就国际环境而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增多；西方敌对势力仍在不遗余力地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并利用台湾等问题打压遏制我国。

 

总之，我们发展的起点高了，改革的难度加大了，而制约发展的因素明显增多，风险也越来越大。无论是改革、发展还是稳定，其任务都十分繁重艰巨。其中任何一 个问题处理不慎、应对失当，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有翻船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奋发图强意识。

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沉沦中崛起，在曲折中奋进，从黑暗迷茫中走向光明和辉煌，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这段历史的一个最大 收获，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化。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共同的思想基 础，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保障，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而这两点在西方就很难做到。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说到底是社会主义 的成功，在于发挥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广大人民群众也普遍从中得到了实惠，中国几乎每一个 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比过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从横向上比，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但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类似的问题，包括 腐败问题，都会逐步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这些现象存在。反之，倘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则会是另一种情形，中国的发展就会毁于 一旦。邓小平说得好：“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 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他还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  这一番话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总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 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这条道路，就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并在 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各方面的体制制度和方针政策，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完全有信心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乃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从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掌控的世界上杀出一条血路，真正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 章，其意义是非凡的、巨大的。邓小平讲过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 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发展的正确之路、成功之路、必由之路。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