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特意步行穿过几个街道，去体验坐纽约地铁的感觉。凌晨6时许，纽约路面上已有不少车辆，人行道上也有许多疾步行走的人，以及一些晨练爱好者，使人感 受到这座城市的快节奏和喧闹。地铁看上去有点脏乱。在一个拐角处，见到一位衣着零乱蜷缩着入睡的流浪汉。站台上满是等车的赶路人，地铁车厢里也挤满了人， 但秩序良好。

总领事馆招待早餐。刘碧伟总领事介绍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客观、正面的报道比以前多了，但负面的仍占主流。中美双方是既合作又斗争，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 藏问题等，都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牌。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因为在“9?11”事件中指挥若定以及取消纽约红灯区、重拳打击贩毒等犯罪活动和关照穷人生计而较有人 望。他原先反华反共，江泽民同志访美到纽约时，他拒绝会面。后来他两次到中国访问，与刘总领事本人也有过一次长谈，此后对华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法轮功” 示威人员少多了，以前是从早到晚，人数从几人到百余人不等。关于美国国内情况，刘总领事介绍说：美国人均每月900美元以下属贫困线；大体说来，年收入3 万美元以下属低收入，5万美元属中等，6万至8万属高的，8万到12万则过得很舒服。美国两极分化较严重，但社保搞得好。

上午，游中央公园。公园面积很大，完全由草地、树木、岩石、湖泊等自然景观构成。植被很好，虽然已经入冬，但草坪仍是绿的，也有不少绿树；有些树木的叶子 已被时节染成红、黄等色，与蓝天白云相映衬，显得色彩很丰富、很有层次。不时可以见到嬉戏的小松鼠。信步徜徉，呼吸新鲜的空气，使人不由得为在闹市区有这 样一片天地而感到异常惬意。由于是上班时间，公园里人很少。

上午11点，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这是与我们共同话题较多的一个部门。其圆形会徽下端写有“Where Discoveries Begin”（发现从这里开始）字样，体现出对方重在创新、发现的宗旨。

以下是双方的谈话要点。

冷溶：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面临大的发展机遇，中国领导人提出科学执政，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一直在思考下列问题，诸如课题的设计、课题经费的管理。你们的运作方式与我们不一样，你们的优点在哪里？问题又在哪里？

Craig Calhoun主席：美国没有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靠非政府组织来运作，其经费来自私人捐赠。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是依靠洛 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的赞助，于1923年成立的；目前所获得的捐赠来自世界上14个国家，最大的资助方是日本政府，用于支持美国、日本两国学者之间的合作。 理事会的工作是世界性的，有与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也有与联合国的联系，提供相应的社科研究成果；有时也做一些评估性研究，如对爱滋病的评估， 总之工作较庞杂。理事会不赞助长期性的课题，重在资助年轻研究人员和新的课题，重点是扶持新人、新课题、新学科，鼓励创新。以对美国新的移民范式的研究为 例，以前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现在的移民则以亚洲、拉美为主；以前欧洲移民来美后，通常与母国不再联系，而新移民仍与母国保持较密切的联系。我们通过 各种形式，组织开展有关新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的研究。

冷溶：创新性研究很重要。我们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问题，亟需社会科学开展相关研究。

Craig Calhoun：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专门研究负面的课题。其实不然。我们不单是研究问题，还研究机遇，研究有成果、有进步的现象，如对上海合资企业和股市的研究。

冷溶：在美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其地位如何？

Craig Calhoun：自然科学对经济发展作用更大，新技术的发展主要靠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技术层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计算机在瞬间 转移了巨额资金。美国更重视自然科学，最大的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缺乏吸引力；自然科学直接引导创新，如机器制造、技术运用等，而社会科学只是研究这些现象所 产生的影响。例如，蒸汽机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分析研究工业革命的影响，等等。社会科学研究更依靠政府和公共部门来推动，但现在政府权力下放，私有 企业发展，这使得社科基金的来源成了问题。洛克菲勒赚钱后，最初是投资实业，后来才投资社会科学。希望新的富翁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多投资。

冷溶：你们的经费捐赠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

Craig Calhoun：主要是要，主动去要钱。主要是用课题去争取捐助，先沟通然后再操作。在确定研究领域时，着重选择那些在公众看来是重要的，是全球其他国家 也感兴趣，同时也是投资者感兴趣的课题。也有例外，如韩国政府主动找我们，旨在加强美韩之间社科研究的合作。我们非常愿意推动国际间的社科合作，途径主要 有以下几种：资助一些有希望的青年展开研究，以美国青年为主，也资助包括在美读学位的外国人回国做博士后研究；物色一些专家共同工作，围绕宗教与国际政治 之间的关系等新课题，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培训，如越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故为该国培训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以探究该国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研 究成果力求客观公正，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如我们注重与古巴学者之间的沟通联系。借助网络，更好地进行传播与合作。

冷溶：你们每年所接受的捐赠有多少钱？

Craig Calhoun：每年约1500万美元，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60亿美元相比，要少得多。后者有官方色彩。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主要是组织者，而不是资助者。

冷溶：每年立项多少课题？每个课题资助金额是多少？

Craig Calhoun：分课题（Project）和项目（program）两种。项目包括人员培训，以及给研究生的奖学金，资助其进行课题研究。课题经费可多可少，从2万到100万美元不等。

冷溶：课题费给了课题组，有什么具体要求？课题做完后，是否有专门的成果评估机构？

Craig Calhoun：我们的优点是灵活，目前主要侧重研究那些日益国际化的社会问题，诸如全球安全与合作、国际移民、公共领域等。这些重点由董事会决定，隔一 段时间酌情调整变更。目前我们有全职工作人员75人，另有课题组成员450人。课题完成后，以往是让学者来评估。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冷溶：课题成果是一本书，怎么评估呢？学者拿到课题费后，在具体使用上有什么要求？

Craig Calhoun：对一本书很难进行评估。我们主要是问项目承担人有什么收获，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立项后要签合同，如果课题费是7000美元，我们通常先 发2000，过段时间再发2000，最后才拨剩余的部分，但成果质量总是很难掌握的。经费使用也有要求，但不一概而论，包括用钱买时间，即用钱作为补偿， 使学者丢下手头的工作，全力做课题；奖学金有一份标准合同，但因人而异；至于由基金会拨下的钱，要进行论证，将费用分成几大块，专款专用，如果超过 10%，要做特别说明。总之，没有统一的模式。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经费，另一方面也有所选择，如我们曾经拒绝了中央情报局（CIA）的资助。美国社会科学 研究理事会既不是基金会，也不是智库，而是公司性质，在全美是唯一的，重在学术创新，强调研究成果的质量，所以有吸引力，人们都以能够拿到我们的奖学金和 项目为荣耀。目前，政府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所确定的新课题之一是公共领域，内容包括宗教、国际政治、新信息技术的影响等。

午餐（意大利餐馆）时，宾主双方继续进行交谈。

关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地位问题，Craig Calhoun主席分析说：美国更重视自然科学，主要在于自然科学直接推动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作用更大，而社会科学只是研究这些现象所产生的影响；社 会科学缺乏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家总是争论不休，把问题讲得很复杂，而不是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举例说：我年轻时去议院演讲，办公厅主任告 诉我：你不要把问题讲得太复杂，尽量讲得简单些。我们还了解到，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以经济学研究人员分布最广，但影响最大的是法学。

谈到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伊拉克战争，以及苏丹问题的由来，Craig Calhoun答：关于伊拉克战争，民众刚开始时是支持的，认为打伊拉克会使美国更加安全，然后越来越怀疑。苏丹是专制政府，西方很反对，而中国买苏丹的石油，所以被认为实际上是在支持其政府。

谈到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Craig Calhoun表示：这不单纯是能源问题，还牵涉到世界格局，影响很大。

当问到如何看待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以及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时，Craig Calhoun说：布什政府现在鼓吹能源自给，这是在向后看，很难做到；中国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人类世界的未来是互相依赖，而不是独立，否则就会打起来。

18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7；2005年是1/6。谈到中美之间的差距，Craig Calhoun表示：美国经济不是在走下坡路，仍然在发展。他还说：中国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特色，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本主义也不一样，欧盟内部的差别也很大。

当问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仍然很多的原因时，Craig Calhoun说：美国对中国批评性的报道多，主要是观察的角度不同。比如一个杯子有一半的水，有人说有半杯水，有人说半杯是空的。美国对中国的评价一直 是多样的，不像对俄国一直是坏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不必太认真。

下午，游世贸中心遗址。曾经作为纽约标志性建筑的世贸中心双子星座已成废墟，但其遗址仍吸引了许多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美国人似乎也很乐意让人们来看恐怖主义给美国留下的这块疮疤，警察对在遗址附近违规停留的车辆干脆瞪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哈德逊河畔远眺自由女神像。

当晚7时许，坐火车赴华盛顿。火车站安检远没有机场安检那么严格，只是例行公事。我们随身有8件大行李，出行时颇为犯愁。到车站后，一位身体健硕的中年黑 人男子将所有行李放在一个行李车上，掌握平衡下了台阶状电梯，直至送上火车。显然，他平时是靠卖力气营生的，看上去很憨厚。9点多抵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 馆参赞蔡润、二秘杨华相接。下榻万豪酒店。在中餐馆蓉园用餐。

凌晨4点多动身，5点抵机场。6点多飞波士顿。8点10分抵波士顿机场。9点30分入住哈佛旅店。

上午10点，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常务主任Deirdre Chetham（中文名“夏滴翠”）领我们到校园，与哈佛大学礼宾官Jackie O’Neill女士会面。

O’Neill介绍说，美国也有类似中国社科院这样的机构，如文理学院。她建议我们下次可以与后者联系和沟通，并询问中国社科院是如何开展研究项目的。冷 溶简要介绍了中国社科院的发展脉络，以及学科齐全、研究领域广泛等特点。O’Neill表示：中国社科院也有一些学者与哈佛进行合作研究，哈佛大学一般是 自下而上建立学术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通过行政手段来建立。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哈佛各个学院都在或多或少地研究中国，连校方也不知道具体 有多少人在研究、有多少项目。O’Neill还介绍说：她办公室所在的这座建筑是哈佛校园排名第二的古建筑（校长办公楼排名第一），建于1707年，华盛 顿曾经使用过；哈佛大学的历史比美国建国还早150年。冷溶应邀在留言簿上题字：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哈佛大学在学术上建立更多的交往与合作关系。

随后，参观哈佛校园。11点半，南希（Nancy Hearst）女士领我们参观费正

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阅览室和藏书。

中午12时许，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塞奇（Anthony Saich）在教职员俱乐部招待午餐，宾主合计约30人，包括施拉姆（Stuart Schram）、麦克法夸哈（Roderick Macfarquhar）、库珀（Richard Cooper）、杜维明等多位哈佛资深教授。塞奇主持。冷溶首先致辞，介绍了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及其理论内涵、重大意义，以及中国提 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旨等。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塞奇请大家提问。

麦克法夸哈教授说：按照中方相关规定，档案到了解密年限就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影响了中外学术交流。冷溶答：中国社科院的资料完全对外开放。地方上有些资料不开放，有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技术层面的原因。这是个简单问题，不必想得太复杂。

萧威廉（William Hsaio，华裔教授）说：中国老百姓的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很突出。既然提出以人为本，就应该打破现有的政治体系。目前的官僚体系是为自己，不是以人 为本。冷溶答：中国的确存在着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穷”。美国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谈到政治体制，这是个既敏感又复杂的问 题。部门利益现象，我们意识到了，也很想改变。中国搞市场经济，出现利益分化，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但大的政治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不允 许改变；小问题可以探讨。

杜维明教授说：我想请教一下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内涵问题。21世纪的领导除了经济外，还应当重视人文科学，重视伦理智慧。中国正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 面对宗教，二是民族认同问题，不同的少数民族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疆土。科学发展观是否能包含这些内容？冷溶答：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国 领导人提出科学执政，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在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们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使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中国的问题在于刚摆脱温饱的困扰，这是美国人理解不了的。对我们来说，要站在最前沿，解决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在这个问 题上认识不清楚，容易陷入空想。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

塞奇也谈到在中国搞问卷调查不容易。冷溶莞尔一笑，说：只要你手续走全了，也就容易了。午餐的气氛总体上很友好融洽。

下午2点，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座谈。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陆伯彬（Robert S. Ross，中心兼职教授）、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十余人到会。

冷溶问：哈佛研究中国的人有多少？你们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会怎么样？对方相告：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有百余人，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力量最 强、学者最集中的地方。傅士卓说：哈佛的伯根斯（音译）教授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认为未来几年的发展速度会保持在8%左右。傅本人明确表示不相信“中国崩 溃论”。陆伯彬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好”。

对方的提问主要集中在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上。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虽然肯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但认为我国在政治方面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并以我们搞 的是一党制为由，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质疑。他们很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会不会改变，是否会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位日本访问学者还谈到中国共产党执 政的合法性问题。他举例说：日本自民党之所以一直执政，是因为它有合法性，一是有政绩，二是选举出来的。他问：中国共产党再过若干年，光是经济上的成就， 还能保证其合法性吗？对于这些问题，冷溶一一作了回答，郑重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治国方略是前后延续的，中央很有权威，政治上是稳定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 活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中国选择的是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但没有必要也不允许作根本性改变，更不可能 走西方的道路。冷溶强调：如果大家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那就应当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合理有效的；如果换成了美国制度，中国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 就。在欧洲人看来，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有缺陷。中国共产党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也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

傅士卓很关心我国的意识形态是否会有变化，并举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到“批判”为例，认为中国社会越来越市场化，但思想上却越来越反市场化。冷溶直截了当地说：可见你对中国仅知道些皮毛。代表团就相关问题作了正面阐释。

双方在观点上虽然有分歧甚至交锋，但并不伤和气。座谈在友好气氛中结束。

下午4点，参观哈佛燕京图书馆。该图书馆已有70多年历史，是欧美各大学中规模最大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中文图书收藏量在全美仅次于国会图书馆，达65.8 万册，包括3800多种中国方志， 1433种宋、元、明刻本，以及150种家谱。中文部图书馆员马小鹤（来自中国大陆）出面接待，请冷溶在在该馆收藏的《邓小平年谱》等两种书上签字，随后 领我们参观阅览室和书库。

晚，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宴请代表团。中国社科院在燕京学社的几位访问学者作陪。杜教授依旧围绕他最熟悉、最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谈儒家传统与现代 化之间的关系，谈文化中国建设，以及对现代精神的反思，大体属于“高谈阔论”一类。其中他谈到：现在科学发达，但人文精神缺失。大凡经济发展出了问题，就 要到政治体制层面来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得到社会层面来找问题；如果还不能解决，就得到文化层面来寻找问题。他进而认为，就学术层次而论，底层是经济， 然后依次是政治、社会，而文化是最综合、最高的层次。晚餐较丰盛，可以看出主人的重视和诚意。

晚餐结束已近10点。大家到哈佛广场散步。当天是礼拜五，广场很热闹，人声鼎沸，以哈佛学生居多，神情都很亢奋，或聊天，或在酒吧聚饮，不时还旁若无人地尖叫几声，似乎要把一周来积蓄的压抑全部释放掉。

12年前，我曾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在此生活一年，当时的学社主任是研究中国明清小说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众人回旅店后，我独自一人步行前往毗邻校园的森林街（Forest Street），去看昔日的寓所。一切依旧，街道、建筑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包括那栋掩映在树木中的熟悉的三层公寓楼。我不忍打扰主人，在楼前踯躅片刻， 便带着些许伤感悄然离去。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说，“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想，诗人肯定是伤感缠绵到了极致，才会故作洒脱状。人生如白驹 过隙，转瞬已是12年，而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11月18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