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张康之 李东:任务型组织之研究
作者张康之              日期:2013-03-15               阅读:4918 次

[摘要]任务型组织是一种越来越显性化的组织类型。在工业社会,它是常规组织的补充形式,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它的社会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对这类组织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管理方案,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理论目标就是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建构起不同于常规组织的任务型组织模式,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

  [关键词] 任务型组织;不确定性;复杂性;临时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化了的社会。组织就是我们生活和交往的社会现实,离开了组织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社会,也无法安排我们的行动。具体地考察组织,可以发现,组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组织都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性。现代组织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对组织进行各种各样的分类,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长期以来,所有的组织理论研究和探讨的都是常规组织,无论把组织分成多少种类型,其实,都属于常规组织的范畴。至于那种不同于常规组织的任务型组织,却很少引起组织理论家们的注意。实际上,任务型组织是一种很重要的、很普遍的组织现象,它无处不在。在常规组织周围,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任务型组织,而且,在常规组织的运行中,往往需要任务型组织为它开辟道路。然而,由于任务型组织的专门性研究尚不多见,以至于任务型组织的管理得不到系统的理论支持。在实践上,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对任务型组织的管理往往是照搬常规组织的模式和做法。20世纪后期的社会发展表明,任务型组织的存在越来越普遍,社会功能也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有必要对任务型组织提出专门性的研究。

  一、基于不确定性、复杂性而提出的课题

  之所以长期以来组织理论的研究都把视线集中在常规组织上,这是由于工业社会谋求确定性和追求简单化的思维定势所决定的。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都在迅速地增长,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极力消除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试图用确定性的或创造出确定性的存在物去消弭不确定性的问题,试图在一切复杂的问题中找出简单的可操作的条理。根据这一思维定势,常规组织能够满足人们用确定性去应付不确定性、用简单化去应对复杂性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组织的发展史来看,常规组织在不断的变革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即使这样,也无法应对更为复杂的管理需求,从而不得不时常求助于临时性的任务型组织。我们正处在一个从“低度不确定性”向“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和从“低度复杂性”向“高度复杂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种社会的变迁决定了我们不能够再按照既往的思维方式应对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的社会需求,而是需要探求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管理方式,其中,赖以开展管理的组织,就成了我们探讨的首要课题。任务型组织的研究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课题。

  其实,任何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否愿意,都要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干扰。进一步地讲,组织本身就是为应对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机制,借助这一机制,“世界得以获得稳定性,并允许各方参与者的创新力量、行动和行为,建构起必要的协作关系。”[1]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思考和实践,总是集中在如何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具体做法就是:一方面,通过对外部环境进行思维上的梳理,将其转化为众多的具有需求单一性的不同领域的组合;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组织内部各个组织要素的分类,建构起一个分工体系,即构建起不同的职能部门,形成职能上的与外部环境的对应性实体。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组织基本上可以达到对组织内外环境总体上的控制,降低风险、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承担这一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就是以官僚制为基本构架的常规组织。因为,这一历史阶段的现实是:其一,社会存在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出稳定性或可实现的稳定性,社会发展也表现出一个可持续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还处在一个低度不确定性和低度复杂性的样态中;其二,人们的观念形态甚至理论基础还主要受到牛顿经典物理学的主导,虽然相对论代表了科学范式的变革,但它的影响还主要存在于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领域,尚未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其三,就社会心理基础而言,人类虽然告别了农业社会“命运”的神秘性,但追求稳定性与确定性的心理惯性一直是一个有着决定性影响力的心理定势。

  当然,从常规组织指导观念的变迁中也可以看到组织理论家们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妥协。在西蒙之前,组织理论的主旨在于追求组织存在和运行上的“刚性”,因而在组织设计上更多地重视组织的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和权力层级等方面的运筹。但是,这样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确定和复杂性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之强化了。所以,到了西蒙这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提出“有限理性”的原则。也就是说,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问题,没有可资运用的“完全理性”,只有根据有限理性去寻求较优的解决方案。尽管组织理论作出了这样的妥协,而在组织的实际运行中依然不能满足要求。因为,在组织的实际运行中,仍然会有大量的“非理性”现象。组织所面对的环境,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方面总是超出了组织所能达到的限度。所以,意欲谋求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组织形式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迄今为止一切常规组织研究共同具有的致命缺陷。

  如果对组织自身加以客观地审视,也会发现许多组织具有常规组织理论无法包容的因素和特征,而且,许多严谨的研究组织问题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在《官僚制内幕》一书中作过这样的描述,“官僚组织或其中某个部门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去完成一件紧迫任务。该任务很复杂,需要新的研究与执行,需要很多资源,并且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官僚组织的正常运作之外,一个新的组织建立起来了。”[2]唐斯认为这是一个享有“特权”的、独立的特殊组织,它“能够以不同寻常的能力、想象力、决心、速度以及协调与控制的低成本,来完成其特殊任务。而且,在成员中逐渐培育出格外高的士气与热情。由于他们享有与众不同的自由,其任务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以及由于该部门的小规模与稳定的人事轮换,他们可以培养出密切的工作关系。因此,该组织的生产率非常高,并且‘突破’了正规官僚组织的限制,通常能够非常有效地完成工作……”。[3]汤姆?彼得斯也曾经关注到一种被他命名为“达拉斯组织”[4]的组织现象,他认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为了一个活动的顺利举行,几十个具有不同专业背景、分布在不同区域的人在短时间内被召集到一起,见面之后很快投入工作,任务完成之后又各奔东西。马丁?范?克里费德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战斗力的分析中,注意到一种被它自己称之为“任务导向的指挥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指挥官要精确地对其下属说明完成任务的内容,但不必指导他们完成任务的方式。任务必须‘准确无误地体现指挥官的意志’,但执行方法却被界定为‘只要与其他命令相协调一致的尺度’”。[5]伯恩斯和斯托尔克则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把组织分为机械系统和有机系统两种形态。他们认为,机械系统适应于稳定的外部环境,有机系统则较适应于动态的外部环境;前者的特点是功能分异、分工明确、严格的规章制度、层级特性以及对忠诚和服从的强调等等;后者则强调各个部分相互作用、个体任务的不断调整和完善、防止本位主义、沟通上的网络结构及对咨询方式的依赖、注重特殊技能而不过分强调遵从、注重组织在环境中的作用和威望。[6]

  从上述组织研究分散和零乱的成果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这种组织的成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使其具备了成为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的条件:

  第一,时间因素。它面临的任务往往较为紧迫,需要在短时期内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必须在短时期内聚集各种所需资源、专人专用,特事特办。

  第二,注意力因素。传统常规组织以专业分工和部门分化为基础,人们的注意力被局限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比如,人们的眼中可能只有部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实际生活中大量的本位主义、目标替代都与此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第三,维护常规组织平稳运行的需要。我们所说任务的出现,往往表现为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一局部或某一时段上的变化,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不应该也不可能为此整体改变常规组织的运行。当发生某一突发事件时,往往是从常规组织中抽调出一部分力量进行应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与常规组织的关系应归属于组织分工的范畴。

  第四,任务的性质。凡组织都有任务,但任务会有性质和类型上的差别,任务的不同会要求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英国学者梅雷迪思?贝尔滨在《未来的组织形式》一书中将组织的工作区分为“有结构的工作”和“无结构的工作”,并指出在组织中如果混淆两者,将有结构的工作当作无结构的工作去做,或将无结构的工作当作有结构的工作去做,“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工作完成的效果不佳,有时甚至会酿成大祸”。[7]“有结构”的任务基本上是确定的、连续性的和简单的,可以被分解为具体的职能,可以由不同的人们各自分头去做。常规组织就是以这些职能划分而建立的,因此也被人们称为职能型组织。另有一些任务对时间的要求很紧迫,也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划分,需要组织中的人进行紧密合作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被称为“无结构的”,它往往具有不确定性、间断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从我们对组织理论研究这一方面内容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有一种组织形态,它是现有的一切组织理论类型划分都无法加以归类的组织,一些组织理论家们注意到它,而且也意识到它的重要价值,但是,系统的、专门性的研究尚未出现,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和可以准确概括其特征的命名。基于这一点,我们提出“任务型组织”这个概念,并希望它能够成为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发现的课题。
 二、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理论目标

  尽管任务型组织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作为一个课题而提出来研究,则是我们的时代呼唤出来的理论任务。如果说常规组织是一种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以简单化应对复杂性的组织形态的话,那么,任务型组织则是以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以复杂性应对复杂性的组织形态。任务型组织自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性状,正如吉姆斯?汤姆森所说:“复杂组织的中心问题是处理不确定性。作为出发点,我们认为,组织通过创造特定的组成部分来处理不确定性;通过特化其他部分而使其在确定或近确定的条件下运转。”[8]但是,任务型组织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不降低它的可把握性,只要抓住了任务型组织的任务导向之特征,顺着它承担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纹理去把握其结构和运营方式,就能发现它与常规组织诸多不同的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去自觉地建构起任务型组织管理的具体方案。这就是任务型组织所要达到的理论目标,简单地说,就是让过去缺乏理论依据的任务型组织管理实现理论自觉,让它不再沿用和照搬常规组织的管理方式、方法,而是根据自身独具的特点进行管理。

  我们知道,对组织现象的研究实质上也就是对人类集体活动中协作关系的探讨,一种组织形式首先就意味着一种秩序以及协作关系的模式。组织研究是具有综合性的理论活动,它是关于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技术水平等环境状况的综合反映。同时,组织理论研究又是直接服务于实践的,需要根据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要求,寻找能够满足一个时代管理需求的组织形式,以求尽可能好地把人们组织起来应对环境的压力、生存和发展的要求等。当然,这是在管理学的视角中所看到的,如果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中,组织研究会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关于任务型组织的研究,也是可以在不同的学科层面上来认定其价值的。就任务型组织被作为一个新的课题而被提出来这一点而言,不仅在管理学的意义上将实现焦点的位移,而且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上,都开辟了一个需要理论加以创造性描述的园地。也就是说,任务型组织将开拓出一个新的理论活动空间,在这同时,任务型组织又是一个需要多学科理论支持的研究课题。

  常规组织课题下所涵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理论代表了一个理论方向,即对工具理性的强调、注重权力等级,对人的主体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忽视等等,目的在于达到组织运作的高效率。这种组织模式伴随人类工业化进程的终结而达到了顶峰,在工业社会受到后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的时候,对常规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修补方案都难以重新唤回生机。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后期的政府改革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性组织的出现和变革呼声,都意味着传统的常规性组织陷入了一种危机状态,或者说是一种面临危机而生的躁动不安状态。当然,也应当看到,20世纪后期的改革运动在组织层面上也是有着许多积极成果的,可是,正是这些积极成果恰恰是传统的常规组织所不能容纳的因素,是一些需要在任务型组织的视角下加以认知和吸收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危机事件的频发、全球化而导致的地域间非正式交往的增长、新型社会自治因素的迅速发育等方面的原因,也在现实的集体行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呼唤出各种各样的任务型组织,它们展现出浓重的不同于常规组织的特征。所有这些,都需要理论研究为它的成长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常规组织的做法实现对这类组织的管理的话,势必会压抑和妨碍这类组织的健康成长。

  历史地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组织形式。”[9]如果不苛求细节的周延性,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性判断:常规组织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强调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时代,是一个牛顿的机械力学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组织理论的探讨,并在常规组织身上打上了自己深刻的印记。但是,随着后工业化门扉的开启,人类社会中的联系更加紧密、交往更加频繁、变化更加迅速,虽然工业社会中的那些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后工业化带来的新的问题面前,则越来越“边缘化”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走向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长,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提出了挑战,从而使关于世界认知的复杂性原理上升到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以及常规组织在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局面时的弱能,催生了人们对另类组织形式的关注。研究任务型组织,目的是要从理论上对这一组织形式进行深入地探讨,寻求一种不同于常规组织的管理方式和方法。

  可以想象,任务型组织是一类以任务为导向的、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组织,它在资源获取、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人力和物力的安排使用、管理的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常规组织。特别是任务型组织设立方式的灵活性,任务完成后解散的及时性,都使它能够弥补常规组织在处理非常规性任务上的缺位。从本质上说,任务型组织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弥补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的缺陷,在理论上实现对官僚组织的解构和超越。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去描绘出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突发性特点的组织形态,以及在未来迅速变动着的社会运行中,能够对一切非常规性的管理需求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因而,任务型组织的研究方向应当定位在:努力发现组织灵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实现机制方面,以求用任务型组织这一组织类型去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和提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行动,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行动方案,进而解决问题。

  从我国当下的现实来看,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常设机构的精简,出现了大量临时性机构,就这些机构不同于常设机构的相对独立性而言,它们是具有任务型组织的雏形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也受到了这些临时性机构的困扰,不仅是在量上出现了泛滥的局面,而且由于这些临时机构缺乏理论上的合法性证明和合理性规范,对正常的管理秩序造成了破坏。因而,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清理这些临时机构。可以预言:我们运用行政手段可以把这些临时机构清理掉,但是,要不了多久,就会又出现大量的这类临时机构。以至于我们在行动上不得不陷入一种所谓“恶性循环”陷阱中去。任务型组织的研究如果在理论上实现系统的和规范化建构,这一问题就不会再度出现。因为,任务型组织的设立与解散,都可以找到一条科学的规范的路径。

  [参考文献]

  [1][9][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

  [2][3][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1,172

  [4][美]汤姆·彼得斯解放型管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226

  [5][美]詹姆斯·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1

  [6]竹立家,李登祥国外组织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00-102

  [7][英]R.梅雷迪思·贝尔滨未来的组织形式[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66

  [8]James D.Thompson:Organization in Action. Mc Graw-Hill, Inc. 196713.

  (作者: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东,西安科技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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