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球化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地通过理论研究而加以拓展的课题。在思考全球化问题时，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的背景之中，需要看到全球化是一个全球走向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世界统一化、同质化的进程。全球化是对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国际秩序体系的解构，是在民族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及和谐国际社会的过程。

　　［关键词］　全球化；中心－边缘结构；合作与和谐

　　理论研究总是在舆论走向寂静的时候才开始。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一度是一个舆论热点，当舆论开始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其他地方的时候，关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开始兴起了。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不能回避和无视。当前，中国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用合作的理念处理国际关系，试图营建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这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趋势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一、后工业化背景下的全球化

　　人类历史经历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现在，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我们正处在一个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包含着对全球化进行历史定位的内涵。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我们知道，大致从14世纪开始，西方一些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当这些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国内积累的时候，也就是从15世纪开始，展开了对外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从属于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一，是获取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廉价资源，其中也包括劳动力；第二，要为生产出来的产品谋求出路，即需要有一个能够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市场。这就是史书上所言的资本主义“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市场”的扩展。但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进程的始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将导致对全球化的错误历史定位，进而会在全球化的走向、道路和模式设计上都延续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模式，结果也将造就一个全球性的世界集权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是一个运用强权征服世界的过程，是那些“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1]的国家对世界的殖民，而全球化则不同，它是国家和民族的开放，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的过程。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样三个基本阶段，实际上是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工业化的过程，相应地，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则是后工业化的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而对边缘地带的侵略、征服和掠夺，扩张所及的世界是从属于某个中心的利益的，一切能够促进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都是需要征服的，而那些无助于中心利益实现的地方，则是可以弃置不顾的。由这种征服和扩张所编织起来的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中心国家所考虑的也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它没有全球的概念，也不会考虑全球的发展以及全球问题与它的利益的相关性。

　　全球化不是工业社会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存续，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霸权。一方面，全球化可以看作是近代以来人类交往的形式、范围、内容的结果走向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不是近代工业文明在空间意义上的简单延伸；而是走向后工业文明过程中的世界交往的新形式，它的功能在于把全球联系为一个互动的整体，跨越国家、民族间的交往障碍，消除国家、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隔阂。全球化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一切领域，是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合作与互动。

　　美国学者理查德?隆沃思看到，全球化是一个含糊的、煽动性的字眼。拥护全球化者宣称它可以创造繁荣的未来和无穷的财富，批评全球化者则断言它会导致末世灾祸。全球化意义庞杂，成为包罗各种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代名词。[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全球化运动发生在工业化尚未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的时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处于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正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形态和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性状。因而，也引起了对全球化认识上的差异。

　　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把全球化理解成工业社会征服模式的继续的。如果那样的话，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必将是一场灾难。那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优势地位，它在各个方面以及综合性的霸权地位是无可动摇的。虽然与农业社会的武力征服相比，它显得文明得多了。但是，它在征服过程中所具有的实质性的破坏力，则是历史上任何一种征服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所破坏的不再是农田和城郭，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甚至是对自然的、社会的整个生存环境的破坏，发展中国家总是会首先成为这些破坏所造成的灾难的承担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人类，而且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自然也已经无法承受工业社会征服模式所推动的那种“世界化”了。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全球化，必须建立在一种全新的理念上。在历史定位上，它是走向后工业社会过程中的全球化，是一种新的非征服的全球化，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必要步骤，它的目的是要为后工业社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去开拓空间。正如地理大发现为工业社会的到来开拓了空间一样，全球化是为后工业社会到来所作的历史性准备，它所展现的和希望构建的是一个平等交往、互惠合作的全球平台。

　　二、全球化不是全球的同一化

　　孔子对人际关系的设定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这是在一个既定的体系或现实的平面上来谈论问题的，所以要根据人际关系的“和”与“同”而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型，即“君子”与“小人”。如果我们把孔子的这一设定放置在历史的纵轴上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那就是在此之前的社会总是追求社会的同质性，这是一种求“同”的社会，到了工业社会的后期，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增长以及多样化的社会构成要素，已经使社会的同质性追求变得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求“和”的追求才会成为有益于社会存续和发展的理性行动。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时刻，求“同”的行动会导向非理性，因为，一切求“同”的追求总是倾向于消灭“同”所无法容纳的因素。在国际社会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求“同”思维在大国、强国那里就会以霸权的形式出现，而在小国、弱国那里就会以丧失自主性的附庸国的面目出现。

　　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性冲突和战争，都是由于小国、弱国忤逆了大国、强国的求“同”追求而引起的。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求“同”思维应当得到扬弃，转而用求“和”思维取而代之。求“和”追求是承认差异、包含差异和维护差异的，或者说，求“和”追求必须建立在差异的前提下。而且在行为表现上，求“和”追求所导向的是合作，这与求“同”追求要求首先消灭那些“同”所无法容纳的因素是完全相反的。张岱年在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范畴时说：“不同事物聚合而得其平衡，故能产生新事物，故云‘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事物重复相加，那就还是原来事物，不可能产生新事物。”[4]这实际上是从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赋予了“和”以新意。撇开事物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平面上来看这个问题，也会发现，求“和”思维所指向的是人们行为上的合作和人际关系上的和谐，进而，也是社会稳定平衡的状态。在国家之间，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今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理念去认识国际关系，就会要求尊重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生活方式上以及社会治理和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性；去经营人际关系，就会要求保持个人独立性、自主性的活动空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就会要求尊重地域、人文、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差异，以引导的方式而不是控制的方式去创造和谐、稳定和发展的环境。这是后工业化条件下的基本原则。

　　人们对全球化表示担心是有理由的，因为，全球化如果是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征服模式的继续，如果成为一个走向世界集权或霸权的过程，是可能包含着极其悲惨的结局的。就当今科学技术的水平以及资本的征服能力来看，集权或霸权在以往任何世纪中对“同质世界”的追求的不可能性都正在转化为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变成一场彻底抹平一切差异的运动，有可能使多样性的世界一去不复返，从而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世界。所以，存在着一个对全球化定位的问题，工业社会的同一性追求不应体现在全球化运动中，当前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运动应当是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应当用后工业化的理念去促进全球化的运动。只有这样，全球化才不至于成为西方国家霸权的全球性扩张运动。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我们几乎不了解儒家思想及其影响力……我们对印度教和佛教同样知之甚少，对伊斯兰教也几乎不甚了解。尽管如此，我们——德国人、欧洲人、美洲人——当中的一些人却傲慢狂妄，以为可以强迫自许多世纪、乃至数千年来就信奉各自的宗教的几十亿人接受我们关于宪法、民主、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有些人甚至有目的地利用电信全球化来协助自己的这种敌对行为，还有些人以经济制裁相要挟，或者以他国的宪法或政府为由把这些国家宣布为无赖国家——当然，他们这样做时总是有选择的，并且总是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来取舍。此类做法让我回想起用暴力方式实行的基督教使命——无论是欧洲中世纪时期还是南美殖民化时期——以及十字军东征。由于中世纪的教会把伊斯兰教错误地视为异端邪教，因此，它们不仅在当地烧死大批所谓的‘女巫’和‘异教徒’，而且派遣十字军征讨其他国家。在今天看来，用现在的话来说，所有这一切不外乎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5]西方对同一性的追求曾导致可怕的后果，用这种传统来对待全球化，只不过是手段和方式的变化，其结果依然是把世界变成与西方同一的世界。应当看到，全球化可以实现人类文化经验的全球性共享。但是，它并不能消除文化差异，并不是把一切文化的独有特征都磨平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式。全球统一的文化是没有生气的，它将会把人类引入一个死寂状态中去，反而，民族国家文化上的独特性会赋予全球以活力。

　　全球化所要造就的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差异共融的国际社会，而不是用某一文化模式、制度框架或生活方式去把全球格式化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从一般性的理论上看，一个同质性较高的社会可能恰恰是合作关系不彰的社会，尽管同质性在小范围内是信任和合作行为频繁发生的基础，但是，在较大的范围，特别是在整个世界这个层面上，同质性却并未表现出对信任和合作的明显支持。在西方国家之间，拥有同质的文化、政治制度和行为模式，但它们之间的分歧甚至冲突也是经常发生的。这表明，在较大范围特别是全球整体的层面上，同质性不是必需的，反而，异质因素却能够导致社会构成因素的互补和交往互动。所以，不是同质性而是多元化更倾向于提出信任和合作的要求。而且，也仅仅是在构成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条件下的信任和合作，才是积极的、开放的和代表着走向人类进步未来的合作。所以，全球化只有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才会拥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才会拥有合作和信任所必需的差异基础。总之，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国际关系的和谐，不是建立在世界统一性的基础上的，反而恰恰是建立在民族国家间差异互补的基础上的。

　　三、中心－边缘模式的解构

　　工业化在打破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生活状态时，首先所造就的就是城市，然后，在城市的基础上编织起社会和国家。工业社会就是一个造就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或者说，工业社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强化社会构成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在国内和国际上是同一的，发达国家把国内的那种依据中心－边缘结构而建立起来的治理模式推展到国际上去建立世界秩序，因而形成了世界秩序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即使在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国际事变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心－边缘模式作为一个思维惯性继续主导着确立国际秩序的行为。比如，美国把一些与美国相比的异质性国家称作为“无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去迫使这些国家朝着它所要求的方向变革，特别是在用兵于阿富汗、伊拉克之后，要求这些国家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重建。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要消除异质性因素而去建立一个统一性的世界，即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层层向外扩展的全球性的等级秩序，这个秩序在结构上表现出中心－边缘结构的特征。

　　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及至全球，如果是作为一个控制体系而存在的话，它就必然在结构形态上以中心－边缘结构的形式出现。在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中，必然有一个主导性的实体。在国际秩序上，这个主导性的实体必然会演化成终极性的霸权，即霸权国家的出现。在工业社会，特别是20世纪所生成的国际秩序，实际上一直是霸权主导下的，由一个霸权或两个对立的霸权来主导。所谓“冷战”时期，无非就是由两个霸权国家主导国际秩序。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控制体系而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丧失，所以，以中心－边缘结构为特征的国际秩序也同时丧失了“合法性”。

　　在这一情况下，如果全球化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的霸权再度伸展的话，那么全球性的不公正性就会进一步加剧，以至于导致冲突的剧烈化，而且道德标准和文化基础结构也会进一步地衰败下去。传统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不断地受到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敌对也会不断地恶化。这样一来，全球化不仅阻力重重，而且会导致世界分裂和普遍的排外行为的泛滥。所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绝不应当是世界的一体化，反而是世界的多样化。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相反，全球化恰恰是民族国家再兴的一个重要机遇，即造就出适应后工业社会全球政治要求的新型民族国家。在当前，通过全球化的运动，民族国家会意识到必须用开放的胸怀去迎接它，从而使那些原先倾向于封闭和排外的民族国家转变成开放的民族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开放获得发展的空间，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合作。

　　当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存在着复杂的阻碍全球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又往往无法归类。其实，在历史发展的纵向过程中看，就比较清楚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凡是那些保守的、趋向于封闭的因素，都是从历史上继承而来的。在工业社会或者说现代化的过程中，那些从农业社会中继承而来的因素在维护民族心理、独特的价值和行为模式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界方面，都表现出积极的功能，但是，这些因素往往有着强烈的排异倾向。那些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新生成的因素，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它积极地“求异”、开放和试图把一切外在于自己的因素都融合到自身之中来。现在，我们将会看到另一种类似的情况：近代以来所出现的那些属于工业文明的因素，原先是以征服世界的开放性而展现给人的，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将会表现出维护原有开放模式的封闭性，它要求维护世界性的中心－边缘结构，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等霸权支配体系的不变……所有这些，都会成为阻碍后工业化的保守因素。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边缘结构，造成了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出现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共存的世界格局。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又面临着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课题。这样一来，就使全球化运动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继续按照近代以来的世界征服模式把霸权加予那些尚处在农业文明阶段的国家，觊觎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剩无几的那点最后的天然资源，从而造成所谓文明的冲突；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拒绝后工业化的历史运动，要求把全球化纳入到它完全征服世界边缘地带的方向中去，成为平等合作意义上的全球化的障碍。因而，“对全球化文化的追求以及世界主义的理想不断地被现实的强权政治和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所破坏”。[6]由于这些原因，产生了文明优劣的争论。对此，阿马蒂亚?森指出：“所有这些都包含一种严重的从当今‘向后’推理到古代的趋势。由于欧洲启蒙运动和其他相对较晚的思想发展而成为常识、并得到广泛传播的那些价值观念，并不能真正地看作是古老的西方遗产——数千年以来实际存在于西方的文化——的一部分。在特定的西方经典作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确实能找到的是对构成现代政治思想完整概念的某些组成部分的支持。但是对于这些组成部分的支持，也可以在亚洲传统中找到。”[7]所以，无所谓文明优势的问题，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一切文明都需要被放在平等、开放、合作的背景下去考察，凡是那些能够支持平等、开放、合作和共在相融的文明，就是代表人类进步的文明，就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因素。

　　只有在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中，只有在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中，只有在依据一个或一些中心而建立的“世界”中，才会有文明优劣的问题，才会存在着国家间的不平等，才会由一个或一些国家主导世界秩序，而其他国家处于不得不听命于强权国家的命运中。后工业化与全球化运动的同时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一场全新的走向人类未来的征程，它以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模式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全球化实际上是当今国际秩序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的解构，只有通过这一解构，才能重新确立起民族国家自主和平等共在的国际新秩序。

　　四、自主性基础上的合作秩序

　　近代社会，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世界是作为一个有限开放的分立式的政治单元体而存在的，民族国家间存在着有限的开放通道，但是，这种开放是受到严格限制和督察的。每一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相对独立的自主秩序，用现代化的方式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延续着农业社会那种区域性的自主、自助和自足状态。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民族国家自主、自助和自足的状态不断地受到挑战，强烈地感受到不得不去迎接充分开放的压力，而在开放的条件下，原先那种分立形态中的自助与自足不得不被放弃，而民族国家的自主却是需要加以维护的，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愿放弃的最后防线。但是，如何才能在全球化即充分开放的条件下去维护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呢？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应当承认，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造成了冲击，它正在不断地削弱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其一，经济的开放和全球市场的形成，会要求民族国家从属于统一的世界性的经济活动规则体系，即使民族国家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干预，也需要根据全球市场的要求而进行政策以及行为选择，这无疑是说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已经受到了世界性的经济活动规则的限制，如果过激地理解的话，也许还会认为这是对民族国家经济活动自主权的剥夺。其二，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同步发展，造就了世界性的舆论体系，它时时关注着民族国家的内部政治事务；同时，世界性的政治组织体系也不断地得到加强，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它会介入到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中去，对民族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行干预。这样一来，使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其三，由于民族国家的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化，异域文化不断地在民族国家中掀起波澜，对民族国家的固有文化形成冲击，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也迫使民族国家政府在文化管理上不得不选择妥协退缩的方式，这也表现为文化自主性的削弱。但是，全球化仅仅意味着这样一种民族国家受到削弱，这种民族国家是一种“以拥有对一块领土的主权统治为特征的、在调控能力上胜过传统政治形式（如古老帝国或城市国家）的国家。”[8]如果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型，就不仅不会丧失自主性，反而能够增强自主性。这就需要对自主性的内容和性质进行梳理，去发现那些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自主性。其实，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首先是合作的国际交往的自主性。

　　民族国家的存在以及自主性的拥有，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因为，统一的、格式化的和无差异的国际社会将意味着合作是没有意义的，而没有合作也就没有和谐。或者说，统一的、格式化的和无差异的国际社会只会是一个等级化的国际秩序，它只需要由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机构发号施令就足矣。至多，它也仅仅是以一种官僚制形式出现的等级化的协作体系而不是合作体系。所以，在文化上，全球化是一个民族国家间相互对话、相互合作的过程，而不是把所有的民族国家消磨成单一的同质性的世界体系构成因素，全球化所造就的世界共同体是一个多元化的、差异互补、和谐共存的世界，民族国家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说，迄今一直存在着的世界性的中心－边缘结构被彻底地解构了，不仅一极的霸权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多极的霸权也不具有产生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全球化所要构建的全球秩序必须以合作理念的确立为突破口。因为，有了合作理念，才会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生成全球意识，才能以开放宽容的心态面对多样性的世界，才能重塑拥有充分自主性的民族国家。

　　在回答“我们怎么才能建立一种非霸权的全球化模型”时，马丁?奥尔布罗说：“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已经停滞了很长时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9]也就是说，我们长期停留在工业社会的以征服为特征的全球扩张思维中，停留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上，停留在反抗霸权而又不得不承认霸权的心态中。现在，我们需要拥有新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本精神就是世界是由多样性的民族国家所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合作的前提，它们的自主性是合作的基础。进一步地说，它们的合作不是为了获取某一具体利益的途径，而是构建和谐国际的必要的行为模式。一旦确立起合作的理念，民族国家间就会通过平等讨论和协商去解决分歧，求同存异，尽可能多地去相互理解，尽可能多地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并在各自责任的承担过程中相互支持，共同追求和谐国际的目标。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型国际关系日益遭到世界范围内的反抗与抵制，以独立、平等和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国际社会正在迅速生成。全球化将给我们带来一个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社会。而且，只有在这种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社会中，人类才能面对全球问题时共商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0．

　　[2][美]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M]．北京：三联书店，2002．7．

　　[3]论语·子路[M]．

　　[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27．

　　[5][德]赫·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6－67．

　　[6][英]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9．

　　[7][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36．

　　[8][德]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A]．全球化与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78．

　　[9]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8

　　（作者供稿，此文原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